《中国法制史》——隋唐五代时期的法律制度.ppt

中国法制史 第七章 隋、唐、五代的法律制度 (公元581年——96O年) (3)严防“水火败损”，严惩放火、决堤等行为。《杂律》篇规定：凡不修或不及时修筑堤防者，主管官杖七十；不论因公、因私，擅自掘开堤防偷水供用者，杖一百；失火及违反规定烧荒者，不论是否造成损失，笞五十；官署及仓库失火，主管者徒二年；损失重者，坐赃论；故意放火烧官府或私人房屋、财物者，不论是否造成损失，徒三年；损失计赃满五匹者，流三千里；满十五匹者，绞；致人死、伤者，以故意杀人、伤人论罪。唐律规定人们有报火警和救火的义务，应告不告，应救不救者，减失火罪二等论处。 (4)维护城市和市场管理秩序。《杂律》篇规定：在城市中，不得在街巷及人多之处无故快速驾车驰马，不得向城内官、私住宅或道路射箭，违者分处笞刑、杖刑。在市场上，强买强卖，故意抬价、压价，由此得利者，杖八十，市场管理官吏评定物价不公，按其偏差的数额，坐赃论。官吏由此获利者，以窃盗论。 7. 拾遗补缺，概括一切可能的犯罪 为了严惩一切可能的赃罪，《杂律》篇首就“坐赃致罪”设了专条。唐律称不法所得财物为赃。赃罪有六种：(l)受财枉法，(2)受财不枉法，(3)受所监临，(4)强盗，(5)窃盗，(6)坐赃。前三种均属有关主管官吏的赃罪l强窃盗的赃罪也很明确。此外，凡非主管官吏因不法取得财物而犯罪，称“坐赃致罪”，这种赃即“坐赃”。赃罪中除前五种赃外，其余均可归入“坐赃”。故“坐赃”的适用面最广。“坐赃”折绢一尺答二十，满一匹加一等，十匹徒一年，十匹加一等，罪止徒三年，给予财物者，比受财者减五等论处。 二、民事方面 (一)所有权 1．对私有土地面积的限制。隋唐时实行均田制，并不是消灭、而是加强了土地私有制，因为所“均给”之田是无主荒田(公田)，是变公田为私田。实行均田制的同时并不触动原有的私田。因此私田仍占全国耕地的很大比重。但鉴于历史上土地兼并的恶果，并承袭古代按社会等级确定私有土地面积的传统，唐朝法律规定平民只能按均田法的规定占有土地，各级贵族官员按其等级，从亲王一百顷至武骑尉六十亩，各有等差。这些允许私有的土地称“永业田”，超过限额就构成“占田过限”罪，处笞十至徒一年。但在“宽闲之乡”，占田过限不构成犯罪。 2．遗失物、埋藏物的归属 唐律令将遗失物称为“阑遗物”。唐《捕亡令》规定：拾得阑遗物，应立即送交当地官府，公示三十日无人认领，收归官府保存。一年后仍无人认领，归官府所有。《杂律》规定，拾得人拾得阑遗物不即送官，按坐赃罪减二等处刑。对于漂流的竹木，唐《杂令》规定捞取人在公示后如有主人认领，可得五分之一至五分之二的奖赏；如公示三十日后无人认领，归捞取人所有。 第七篇《贼盗》，贼主要指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等属于十恶范围的犯罪和恶性杀人、伤人罪。盗，包括强盗、窃盗、监守自盗等非法盗取公私财物的犯罪。本篇严刑镇压谋反、谋大逆、谋叛罪，打击各类盗罪，是唐律十分重要的内容。 第八篇《斗讼》，包括斗殴和诉讼两个方面，是关于惩治斗殴、杀伤、越诉、诬告、教唆词讼，投匿名书告人罪等方面的法律。无论斗殴还是诉讼，唐律首先关注当事人的身份问题，发生在不同品阶的官员之间，官民之间，良贱之间，亲属之间的同一行为，因身份不同而处理不同，这是本篇的基本特点，鲜明体现了封建等级制度。 第九篇《诈伪》，是关于诈欺和伪造的法律。诈欺和伪造的行为有多种多样，其中属于政治性的诈伪，如伪造皇帝印玺、官文书、兵符等，处刑加重。 第十篇《杂律》，凡是不便列入其他篇的犯罪，一并归入本 篇，因此，它的作用是拾遗补缺，范围很广，诸如私铸钱、负债违契不偿，赌博、失火、放火、决堤、违反市场管理规定等等，各种和奸、强奸罪也集中规定于本篇。 第十一篇《捕亡》，是关于追捕逃犯和兵士、丁役、官奴婢逃亡者的法律。规定了各种逃亡人犯以及追捕官吏的失职、泄密等方面的罪责，规定对于重罪人犯，力所能及的人皆有协助追捕之责，违者处刑。 第十二篇《断狱》，是关于审讯、判决、执行和监狱管理方面的法律，对于刑讯、审理、复审、死囚复奏报决、疑罪处理以及监狱管理的具体办法等作了规定。 四、唐律的历史地位 唐律集历代封建法典之大成，对于保障和促进唐初社会经济的发展，巩固封建统治起了重要作用。对于后世的封建法制也有极大影响，且及于东亚邻国。 (一)唐律对后世封建法典的影响 唐律不仅集历代封建法典之大成，对后世的封建法制也产生了极大影响。五代时期的《大梁新定格式律令》，其卷数和篇目与《唐律》完全一致。《宋刑统》也基本是唐律的翻版。元朝在司法实践中，也经常引用唐律。明、清的法律在内容及原则上也基本因袭唐律。 (二)唐律对东亚邻国的影响 唐律不仅在中国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