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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律疏议》背景下我国传统法治文化的形成特点及启示 　　我国传统法治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根据清代纪昀等在编撰《四库全书？唐律疏议？提要》中的说法：“《风俗通》称《皋陶谟》虞造律，《尚书大传》称夏刑三千五百，是为言律之始。其后魏李悝着《法经》六篇：一、盗法，二、贼法，三、囚法，四、捕法，五、杂法，六、具法。商鞅受之以相秦。汉萧何益①户、兴、廐三篇，为《九篇》；……晋复増损为二十篇，南北朝互有更改，渐近繁密。隋文帝开皇三年，敕苏威、牛宏等更创新律，除死罪以下千余条，定留五百条，凡十二卷。……唐太宗诏房元（玄）龄等増损隋律，降大辟为流者九十二，流为徒者七十一，而大旨多仍其旧。…… 论者谓唐律一准乎礼，以为出入得古今之平，故宋世多采用之，元时断狱亦每引为据。明洪武初，用儒臣同刑官进讲唐律，后命刘惟谦等详定明律，其篇目亦准于唐。至洪武二十二年，刑部请编类颁行，始分吏、户、礼、兵、刑、工六律②，而以‘名例rsquo;③冠于篇首。 　　本朝（即清朝）折衷往制，垂宪万年，钦定《大清律例》，明简公平，实永为协中弼教之盛轨。……盖斟酌画一，权衡允当，迨今日而集其大成，而上稽历代之制，其节目备具，足以沿波而讨源者，要惟唐律为最善，故着之于录，以见监古立法之所自焉。”[1] （提要）可见，在这悠久的历史中，法典编撰不绝于缕；而在这众多法典中，《唐律疏议》最为完备，水平最高，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既吸收前代法律的优点，也为后代法律所效法。因此，本文以《唐律疏议》为重点，结合其他各代法律，分析我国古代法治文化的特点，总结其得失，在此基础上，提出对当今依法治国实践的启示。 　　一、我国传统礼法合治法治文化的形成和具体表现 　　随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此后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儒家思想一直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影响着我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影响着立法和司法活动。因此，本文也主要从儒法关系的角度加以讨论，而不论其余。 　　1. 我国传统礼法合治法治文化的形成 　　（1）礼治的形成。我国西周时存在着国和野的区别。国是天子和诸侯的直辖区，而野却以不同形式从属于国，或仍同国处于对立状态；国人以周族及其同盟各族为主体，也包括因臣事宗周的被征服者；野人则包括亡王之后、蛮夷戎狄和流裔之人等几大类。西周采取国、野分治办法，用德“以柔中国”,用刑“以威四夷”.[2]7德治即礼治，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通过建立尊卑有序的等级制来整合国人社会，以便共同打击和压迫野人。 　　（2）法治的形成。早期的法主要是刑。刑是用来对付野人的，是由部族间的战争催生的，也就是军法。由于争霸战争和辟土服远活动愈演愈烈，各国迫切需要扩大兵员，从此，国野界线逐渐被打破，原本只用以约束国中战士的军法，变成了带有普适性的律条。从军法演变而来的古代刑法，既有不畏强御、不避亲贵、反对同罪异罚的优点，同时也带上了严酷、苛暴的特征。 　　（3）礼法合治的形成。纯靠法治虽不分贵贱，但太严酷；纯靠礼治虽较仁慈，但贵贱有等，且难以纠奸。到汉武帝时，通过不断权衡利弊，指导思想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治国方略上，则主张引礼入法，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代表人物主要有陆贾、贾谊和董仲舒。他们主张废止由秦代延续下来的军事专制主义，全面刷新政治；强调教化的作用，重视礼制的恢复与重建；不否认刑罚的重要性，主张礼法互补。 　　2. 礼法合治的具体表现 　　下面以《唐律疏议》为主分析我国古代礼法合治的具体表现。 　　（1）十恶大罪--对忠孝等伦理的特别维护《唐律疏议·卷一·名例一》专门列出十恶大罪，以特别维护统治者所认可的忠孝等伦理规范。 　　列入十恶大罪的，遇有大赦，也不能赦免，即通常所说的“十恶不赦”.十恶即： 一曰谋反（谓谋危社稷）、二曰谋大逆（谓谋毁宗庙、山陵及宫阙）、三曰谋叛（谓谋背国从伪）、四曰恶逆（谓殴及谋杀祖父母、父母，杀伯叔父母、姑、兄姐、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五曰不道（谓杀一家非死罪三人及支解人，造畜蛊毒，厌魅）、六曰大不敬（谓盗大祀神御之物、乘舆服御物，盗及伪造御宝，合和御药误不如本方及封题误，若造御膳误犯食禁，御幸舟船误不牢固，指斥乘舆情理切害，及对扞制使①而无人臣之礼）、七曰不孝（谓告言、诅詈祖父母、父母，及祖父母、父母在，别籍、异财若供养有阙；居父母丧身自嫁娶若作乐、释服从吉，闻祖父母、父母丧，匿不举哀；诈称祖父母、父母死。）、八曰不睦（谓谋杀及卖缌麻以上亲，殴、告夫及大功以上尊长、小功尊属）、九曰不义（谓杀本属府主、刺史、县令、见受业师，吏卒杀本部五品以上官长，及闻夫丧，匿不举哀，若作乐、释服从吉及改嫁）、十曰内乱（谓奸小功以上亲、父祖妾及与和者）[3]6-16从“十恶”看，一至三条谋反、谋大逆、谋叛，以及第六条大不敬，是维护忠君爱国伦理的；第四恶逆、第五不道、第七不孝、第八不睦、第十内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