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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中举证指导研究 　　一、民事诉讼中举证指导的理论基础 　　民事诉讼中的举证指导是诉讼公正与诉讼效率的共同要求。先来看诉讼公正方面:民事诉讼的出发点和归宿应当是对民事主体私权利的保护,所以,其制度设计应当朝着体恤与便利当事人的方向努力。但由于诉讼的专业性而使得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障碍”阻挡着当事人“将先于诉讼发生的自然事实转化为法律事实,将诉讼以外的实体权利转化为诉讼中法官所能认可并加以保护的权利”。因此,如果当事人仅仅是由于法律知识的缺乏、诉讼技能的薄弱以及经济原因无法获得来自律师的有效帮助而在举证这一关键环节中失利并遭致败诉的话,那么这明显有悖诉讼公正原则的要求。而由独立的、中立的并且是专业的、职业的法院(法官)对双方当事人――而非单方当事人――予以相同的指导和公开的引导无疑会大大降低上述不公产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尽管对于“公正”一词一贯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对于社会的一般群体来说总有一个大致类似的标准,而每个个体又都会以各自心中的标准去做衡量和评判――尽管这一评判未必是客观的。就此有学者曾给“公正”做了一个颇为新颖的划分:实际上的公正和感觉上的公正,并特别强调在难以做到100%公正的情况下追求当事人感觉上公正的重要性。那么,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在法院予以尽职尽责地指导后,当事人便容易产生被尊重、被重视的感觉,并由于受到了公开的和一视同仁的对待而多一分对自己举证行为的关注,少一分对法院公正性的怀疑。甚至即使是承担了败诉的结果,这种心理上感觉到的“公正”也不会消除,而这一点对一个国家诉讼制度的健康发展是弥足珍贵的。 　　再来看诉讼效率方面:日本法学家谷口安平在谈及民事诉讼的作用和目的时曾经做过两点概括:一是实现个人权利或维护实体私法体系;二是解决纠纷。并且强调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更新,民事诉讼在发挥其作用时“首先必须考虑的问题与其说是‘适用什么样的法律’,还不如说是‘怎样才能妥当地解决纠纷’。”我们认为这其中所讲的“妥当地解决纠纷”并不仅仅指使当事人之间围绕私法上权利义务关系被确定从??制止争议,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指法院解决纠纷时是否遵守了诉讼效率的原则,即是否使投入的司法资源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节约或最大程度的减少了司法资源的投入量;是否使案件尽快地得以处理即最大程度地发挥办案的效率。“Justice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这句古老的法谚也并非仅适用于刑事诉讼当中,它同样反映民事诉讼当事人渴望尽快实现自身合法权益的强烈愿望。 　　 　　二、民事诉讼举证指导的现实背景 　　作为配合民事诉讼审判方式改革而出炉的一项新制度,“举证指导”应当立足于我国目前民事审判的实践,其必要性与可行性也均应以实际运作为基本。站在这一立场上考虑,至少以下几方面内容构成了“举证指导”的现实背景:1.当事人的诉讼意识、证据意识与法律规定之间尚有差距。在这里我们反对以当事人的文化素质与法律知识的高低多少来作为评价他们在诉讼中应有表现的标准。一个目不识丁的老农借钱给别人时很可能会要个“凭证”,而一个大学生却很可能未必――“证据意识”孰高孰低?所以,就一般的当事人来讲,他们都有一定的“法律意识”、“诉讼意识”以及“证据意识”,只是由于各自环境、经历、文化素质水平不同而与法律规定之间有着或远或近的距离。民事诉讼才搞了多少年?新的审判方式才试行了多长时间?所以不能苛求当事人对如何收集、提供证据以及如何当庭举证、质证都了解掌握,那不现实也不公平。从这个角度上看国家的专门机关――法院就有这个“义务”尽力弥合上述差距,以求实现民事诉讼的目的。2.我国律师业不发达及律师制度特点导致民事诉讼当事人缺少专业、有效法律帮助。尽管与刑事诉讼相比律师参与民事诉讼的比例要高很多,但从整体来看,当事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比例仍然并不乐观。由于历史原因,即使到今天我国律师的从业人数也远未达到市场所需。从统计数字上看,迄今为止我国约有十一万多名律师,但律师人数仅占总人口数的万分之零点八,这个比例与其他国家相比相当的低。而同时,我国每年的民事案件数量却是相当之高的。仅以2001年为例,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法院审结案件5927660件,其中民事案件为5076694件,占总数的85.64%。所以，在实践中一方或双方当事人在没有律师作为代理人的情况下参加诉讼也是很寻常的现象。加之在我国并不存在所谓律师强制代理制度,同时律师收费、赔偿等制度尚未完全步入正轨。这些因素都在无形中将当事人“拒之门外”。而我们都知道“诉讼”本身是专业化很强的活动,文化水平很高的当事人未必能够驾驭诉讼,这也是很正常的。从这个角度上考虑,由法院来“分担”一部分提供帮助的责任是合乎情理的,特别是在我国这种特有的国情及特有的诉讼文化背景下。3.法律援助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