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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法》二审草案与人民知情权 　　2009年6月,《保密法》一审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其强化保密管理、严格保密责任的基本格调,与保障公众知情权的社会预期之间发生错位,于是引发当年下半年学界兴致高涨的讨论。 　　2010年2月《保密法》的二审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再次成为热议的话题之一。这不仅是对1989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保密法》基本内容架构的一次完善,更是对保障人民知情权的一次回应。人们所以关注《保密法》的一审和二审草案,在于想知道它们是否有效地回应了当下的实际情况,对于社会变化是否具有足够的阐释力。本文以《保密法》二审草案作为切入口,讨论这个话题。 　　 　　《保密法》二审草案的出台背景 　　 　　《保密法》实施的1989年,网络传播在我国远没有普及。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进入互联网时代,现在网民已超过3亿。显然,保密工作必须面对这种新情况,应对各种新出现的问题。诚如国家保密局局长夏勇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关于保密法修订草案时所说:“国家秘密存在的形态和运行方式发生了变化,国家秘密的载体由纸介质为主发展到声、光、电、磁等多种形式,亟须对现代通信和计算机网络条件下存储、处理和传输国家秘密的制度补充完善。”① 　　变化的不仅是载体,保密的对象、领域也在发生变化,一些新的经济和社会组织对涉密领域的介入,使得涉密人员的流动性加强、身份多样而复杂。同时,政府信息公开的政策也从2003年起得以提出和逐步完善。平衡保密与信息公开,保密法二审修订草案面临着这一艰巨的任务。 　　《保密法》两次修订草案的出台,正是基于对这一宏观背景的回应。在一个人人皆可成为意见表达主体的“麦克风时代”,意见的多渠道传输与海量信息的播撒,加之公共力量对于私人领域的介入,使得现行《保密法》在一定程度上无法回答和解释现实状况。如何在国家利益、政府信息透明与人民的知情权之间寻找平衡点,是《保密法》修订必须应对的重要问题。 　　2009年6月,《保密法》一审修订草案提交立法机关审议,并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人民的知情权在一审草案中被忽视了,草案更多的是从确保国家秘密安全角度进行规定,忽略了“注意保密???与“信息公开”之间的有效对接,被视为“保密为原则,公开为例外”思维的产物。二审草案提请审议,对一审草案做了较多的实质性弥补,也是对一审草案引发争议的一次积极回应。 　　 　　《保密法》二审草案的具体变化 　　 　　此次《保密法》二审草案的具体内容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保密期限和解密条件。《保密法》二审草案规定:“国家秘密的保密期限,除另有规定外,绝密级不超过30年,机密级不超过20年,秘密级不超过10年。正式公布时即视为解密。”二审草案将保密期限做了规定,相比“一密定终身”是一种法治的进步。草案还规定,假如有关部门认为保密期限需要延长,“应当重新确定保密期限”。这种情形只能是极为偶然的,需要对延期的批准程序作出严格规定,对延期期限做出限制,不能无限期保密。有些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延长保密期限是一种拒绝公民和记者问询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因而,对这种拖延和不负责任,法律也要有所制约。 　　第二,定密层级和定密权限。《保密法》二审草案规定,“绝密级国家秘密,只有中央与省级机关及其授权的机关、单位有权决定。设区的市、自治州一级的机关及其授权的机关、单位可以确定机密级和秘密级国家秘密。”在这里,“授权的机关”的级别需要作出明确规定,如果机密、秘密的授权落到乡镇一级的机关,意味着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保密被泛化了,会损害人民的知情权。 　　第三,“泄露”与“涉及”。现行的《保密法》规定,不准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泄露”国家秘密。一审修订草案将此改为,禁止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涉及”相较于“泄露”一词而言,不仅范围上含糊地被扩大,而且“不确定性”明显,很容易被执法者任意解释,导致私人交往中对“保密”的噤若寒蝉。但是,二审草案对此并未作改动。 　　政府有权确定某一信息为国家秘密,但是这种权力要得到其他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否则,人民的知情权就可能受到侵害。较之美国1966年出台的《情报自由法》和1977年出台的《政府公开法案》,我国当下的《保密法》二审草案,更多的还是基于信息“禁闭”的思考逻辑。美国《情报自由法》规定各级政府部门的记录(规定了有限的保密范围),如无特殊情况,应向所有公民开放;公民可就不理会或拒绝查阅政府资料的事实向法院起诉。《政府公开法案》则规定政府各部门属于讨论性质的会议向社会公开,各部门首长确定不能公开的秘密议会,要征得该部门首席法律官员的同意才具有法律效力;公民认为某秘密会议应当公开者,可向法院投诉。 　　与一审草案相比,二审草案有了很大的进步,特别是废除了“一密定终身”,以及取消了保密行政管理部门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