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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汶川,行进中纪念 　　主持人：赵金 　　嘉宾：林天宏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记者 　　陈远忠深圳晚报图片总监，《汶川?记忆之谷》副主编 　　郭红飞深圳晚报编委，《汶川?记忆之谷》副主编、主笔 　　 　　白驹过隙，汶川的创痛，已经一年。 　　“每个细节都让我们牵肠挂肚”――正像今年5月6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署名“本刊编辑部”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眼看着，一年就过去了。对于灾区之外的许多人来说，曾经发生的那场灾难就像一个遥远的背景，它就在那里，不曾被忘记，但也并不真切。” 　　当媒体再次聚集汶川，关注那片逐渐恢复常态的土地的时候，我们是否应该检视一下:我们为汶川留下了什么？我们还能为汶川做点什么？以此，让我们的民族去纪念，或者去忘记。 　　 　　林天宏：让聆听的人，能够面对遥远未知的路途 　　赵金：林老师，您好！去年5月28日您和贺延光老师合作发表的《回家》，至今让很多人难忘。在今年的中国青年报“5?12周年特刊”中，您又重返灾区，写了《〈回家〉之后――路》。谈谈您这两篇文章后面的故事和思考好吗？ 　　林天宏：其实，去年汶川大地震后到灾区采访的前几天，我一直觉得很困惑。 　　我与摄影记者贺延光负责震区南线的采访（从都江堰到映秀、汶川）。报社第一时间向前方派出的记者数量是有限的，我必须承担起一个日报记者的功能，每天采访和发稿。 　　艰苦的条件与危险的工作环境倒是其次，关键问题是，我同时也是冰点周刊在前方的唯一一个记者。作为一份以特稿和深度报道见长的周刊，我需要有足够的时间与精力，寻找一个合适的题材，去做一篇符合冰点定位的稿子。但在那时的采访强度下，显然不可能。 　　与此同时，我也在追问自己的工作的价值。电视与网络24小时不间断地滚动播出海量的信息。报纸的意义何在？ 　　与同行的贺延光老师聊起这个问题。这个中国最著名的摄影记者的意思也是――必须找到一个中青报一直在追求的传统，一个好得能够让人铭记在心的故事。 　　在那几天里，冰点的主编杜涌涛也在不断地给我打电话，让我把日报的任务暂时停下来，去好好地寻找故事?? 　　而《回家》这个故事，正是在这样一种焦虑的状态中碰上的。 　　赵金：是什么让您觉得，那会是一个好故事呢？ 　　林天宏：这个问题很多人问过，我也一直在思考。 　　其实，对那时的我来说，这只是一种直觉。当我看见那个背着儿子遗体的瘦弱的父亲时，就像是被雷击中了一样，大脑空白了很长时间。 　　基于一种常识的判断，作为一个普通人，有这样的感觉，那么，可能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也会有。 　　只不过，这样的直觉，还是在冰点长期的训练后才固化下来的。其实，当天通往映秀镇的山路上，有许多记者都遇见了这个父亲，但没有人会想去回头找他们。有很多摄影记者也拍了他的照片，但连个名字都没留下。 　　《南方周末》的一个朋友给我发短信说，《南方周末》这次的地震报道，没有找到像《回家》这样的故事，是他们觉得非常遗憾的地方。 　　所以，我事后也在想，其实灾区里动人的故事很多，可有多少类似的故事没有被记者发现呢？那么，在震区最为紧张的时刻，我们又发现了什么呢？ 　　在这样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面前，几乎所有的媒体都缺少成熟应对的经验。被面上悲壮的气氛感染，每个记者都在求大求全，想尽可能地了解这场地震的全貌。可是，现在回过头看看许多报道，如果把名字和地点遮掉，有多少稿子是雷同的？又有多少稿子能体现出一家媒体的鲜明特质？ 　　赵金：在后来检视媒体关于地震的报道时，某些记者对受灾者伤痛不恰当的采访，被指为缺乏人文关怀。您在采写这两篇稿子时，有没有这样的顾虑，就是，在采访时询问那些细节时，会不会再次唤醒生者的伤痛？ 　　林天宏：记者这个职业，其实有它的“原罪”，我从来不否认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只是，并不能单纯地理解为，记者在采访中“去揭人家的伤疤”就不好。 　　大多数正常人，在遇到一些无法排解的事情时，都会有一种倾诉欲，希望有人能够分担。而作为现场的记者，你是不是一个合适的倾听者，你是不是一个合适的能够跟他分担心事的人，这是很重要的。 　　其实，《回家》中的这对父母，刚遇见我们时，对我们是很冷漠的。即便我们大老远地去找他们，找到了，对待我们的态度也同样冷漠。只是，当你逐渐融入他们的讲述后，会产生一种置换，这是一种非常自然的感觉――如果我是这个儿子，如果我的父亲是这个父亲，我该怎么办？ 　　在采访过程中，这对父母一边说一边哭，我也在哭。回头想想，这种眼泪其实也是一种交流，绝非刻意。但他能感觉得到，这个记者真的是在听他的故事，融入到了他的这种悲伤里头。于是，这样一个合适的倾听者，自然能得到足够多的信息。 　　我始终不认为，在灾难的现场，记者马上就追问遇难者家属种种情况，是一种最好的选择。尤其在灾难报道中，记者应当寻找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