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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扩大记者活动空间 　　一、情况变化亟待适应 　　 　　按照传统的分工采访范围和联系有关部门的方式，记者的采访空间主要是加强对相关部门和通讯员及友邻新闻单位的联系，加上深入到第一线采访，就有源源不断的线索和新闻来源。而现在，情况正发生变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部门的管理、审批职能正在弱化，计划色彩淡化，服务方式发生变化。如过去了解某件事去一两个部门可以完成，现在要几个部门才能弄清楚；有些数字和生产进度主管部门不统计了，谁也难说得清。又如，过去采访工业企业的事找主管市长和找经委就可以明白，现在涉及经委、乡镇企业局、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还有工商联和个协，甚至某些调研机构，此外还有招商办等才能了解个大概情况。再如会议，过去工作会议多，资料齐全，现在交易会多，情况分散，资料难找。一句话，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所有制形式和分配方式多样化，带来主管部门工作方式与服务方式的变化，使记者的活动范围和方式正在发生变化。 　　一是信息来源变化。如采访会议的通知少了，收到统计报表少了，动态简报（通报）少了。很多部门和单位机构改革以后，主要靠调查研究抓典型搞示范指导工作，会议相对少些；人员精简，简报停刊，报表停止，有的干脆取消，有的只搞年报和年终总结，不搞月报和季报。又如信息发布方式变化，特别是邀请采访多凭关系和人情，主办单位愿通知就通知，不想通知就不通知。有的还由穴头操纵，区分远近亲疏，并非平等对待采访的记者，有时参会也不易弄到情况。再有，某些消息可从网络获得，有的通过订阅某种公报才能知晓。 　　二是某些突发事件和重大动态新闻的当事人戒备记者，有些部门和单位遇到重大突发性事件或者有争议的事，不告诉记者，怕惹麻烦。２００１年夏天，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三湘女巨贪蒋艳萍庭审后，没有宣判，过了很多天才开一审宣判大会，这期间，社会上传闻很多，有的电视台记者在蒋所在的六公司采访中还遭遇围攻和驱赶，不知何故到正式开宣判大会时，事先就没有通知原来采访一审过程的一些记者，包括新华社记者，要不是另有线人告知，新华社当天就失去了采访时机。当时，新华社有关记者闻风而动，通过交涉及时赶到会场，没有漏发新闻。 　　三是涉及舆论监督批评报道时，有意阻挠采访的事时有发生。如２００１年的７?１７广西南丹矿特大透水事故，由于县政府有人和矿业老板互相勾结，隐瞒事实真相，派保安封锁现场，采访的记者是冒险而去的，受到种种阻挠和刁难，不得不在危难关头把记者证和身份证都扔掉，避免麻烦，好不容易才得到一些内幕情况。类似南丹那样阻止采访的事并不鲜见，当事者害怕真相曝光和批评，总是遮遮掩掩，怕影响自己的政绩、名声，影响升迁、提拔，能拒绝记者的就拒绝，万一拒绝不了就采取不要添乱或莫影响社会稳定为由，阻止记者；也有的用软办法把记者控制在招待所或办公室里，不让接触群众，造成与世隔绝的局面，给记者了解真实情况制造重重困难。 　　此外，还有新闻单位之间为争夺新闻市场，竞争日趋加剧，记者人数增多，职业挑战日益突出；再有，有人受金钱和利益驱使，存在不正当地争夺新闻资源的手段，也使一部分记者在新情况下，正常的活动空间受到挤压。 　　 　　二、耳目不灵事出有因 　　 　　（一）某些新闻发布不够规范。现在除了一些重要时政新闻和各级党和政府重大活动的新闻及先进典型发布比较规范有序以外，其他一些社会新闻、科教新闻、财经新闻和民营经济及三资企业的活动以及安全事故群体性事件等方面发布新闻不够规范的情况时有发生，这方面的采访报道限制较多，有的当事人有章不循，有的明知故犯阻挠采访，有的青年干部不熟悉新闻法规和政策，根本不知道中央对新闻采访有哪些规定，对中央级和省级市级党报、专业报及电台电视台的性质、任务、职责也分不清，所以在某些情况下很难谈上新闻发布的规范有序。２０００年长沙某民营企业的一架飞机载客在长沙上空浏览观光时不幸坠入湘江，该公司的保安人员竟然禁止所有的记者去现场采访，新华社记者费尽了周折才到了现场。再者有些主办活动者自身不内行，请一些新闻穴头来联系新闻单位，左右新闻报道，而不是通过宣传部门正常渠道来发布新闻和提供采访方便。 　　（二）全党办报和群众办报的原则贯彻不力。大家知道，要扩大记者的活动空间，创造良好的环境，不单是记者的事，也要靠全党的关心、领导部门的配合以及群众的支持。毛泽东同志在１９４８年４月２日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时曾指出：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所以，首先应加强各级党委对新闻工作的领导，其次，新闻单位要通过多种渠道，调动各方面力量，加强同群众的联系，包括各部门、通讯员和各行各业的专家。此外，近年来一些新闻单位因经费紧缺等因素对通讯员培训与联系有放松的趋势，对基层同志来稿来信处理不够及时，甚至有来无回，也使我们信息不通，耳目不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