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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吉诃德与阿Q艺术形象差异 　　摘要:阿Q与堂吉诃德,一中一洋,一今一古,他们两人都生活在自己内心的幻影中,成为主观与客观相分裂、理想与现实相脱离的人物典型。他们在意识、语言、行为、命运、性格及其美学内蕴等方面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却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关键词:阿Q 堂吉诃德 差别 　　 　　引言 　　西班牙文学巨匠塞万提斯和中国现代文坛泰斗鲁迅,为我们成功地塑造出堂吉诃德和阿Q这两个富有艺术光彩的典型形象。从这两个人物形象诞生起,他们的性格特征与精神倾向不知引起了多少读者与评论家的关注乃至心灵震撼。于是,堂吉诃德主义和阿Q主义也随之成为人们经常讨论的话题。他们一个生活在20世纪初的中国,一个生活在16世纪末的西班牙;一个是卑微渺小的无业游民,一个是血统纯粹的有识绅士。这两个形象的可笑之处都是源于丰富生活的创造,又都是那么富有魅力,捧腹的同时又都予以无限的同情;在有褒扬的背后又有着深刻的批判。不少学者对阿Q和堂吉诃德的思想行为、美学品格方面的相似点进行了比较,探讨了导致这些相似点的深层原因。本文将这两个形象进行对比,力图分析他们之间的差别,重温其艺术形象的魅力。 　　精神胜利法的差别。鲁迅笔下的阿Q和塞万提斯勾画的堂吉诃德,均被认为是“精神胜利法”的典范,但二者在性质上也有区别。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消极的,“阿Q以如是等等的妙法克服怨敌之后,便愉快地跑到酒店喝几碗酒,又和别人调笑一番,口角一通,又得了胜,愉快地回到土谷祠,放倒头睡着了”。他借此去麻木自己那颗因地位卑微、生活艰辛而充满痛苦的心,去适应那种凄惨的生活,丝毫没有借此去改变现状的意思。阿Q几乎成了“精神胜利法”的代名词,鲁迅有意突出他的这种特征,力图通过阿Q这一形象勾画出中华民族的灵魂,借以揭示中国当时那种愚弱的国民劣根性。堂吉诃德的精神胜利法是积极的,在吃了亏以后,堂吉诃德仍安慰他的侍从“咱们经过的那些暴风雨,都是马上要天晴风定的征兆,表示时势要好转”。他借此鼓舞起自己继续前进的勇气,使自己不至于因暂时的挫败磨灭了意志,被一时的失败泯灭了其行侠仗义、救苦济贫、名扬天下的伟大抱负。塞万提???赋予他的主人公以更丰富的内涵。他把自己的人文主义思想嵌进了表面上疯癫可笑的堂吉诃德的灵魂深处。 　　阿Q和堂吉诃德身上之所以具有精神胜利法,并且在程度和性质上有所不同,是和中国与西班牙当时的时代背景分不开的。五四时期的中国和16世纪末的西班牙都处于新旧冲突的动荡时代。旧思想的畸形毒害,使阿Q和堂吉诃德都善于用精神胜利法来麻醉自己。但由于两位主人公各自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决定了其精神胜利法的差异。阿Q是中国封建意识长期毒害的牺牲品,是国民劣根性的集大成者,理所当然地成为鲁迅抨击的靶子,其精神胜利法正是作者竭力批驳并予以抛弃的旧意识。堂吉诃德虽然深受骑士小说的毒害,但作者借他之口表达了自己人文主义的进步思想。在堂吉诃德身上,不仅有旧的、应该抛弃的一面,而且更重要的是有新的、代表时代进步潮流的一面。因此,他身上的精神胜利法无论在程度上还是性质上,都与阿Q有显著的差别。 　　性格及教益的差别。阿Q的油滑、麻木、愚顽、憨拙在其性格的构成因素中占主导地位,而堂吉诃德性格的构成因素则主要是固执、痴迷、荒唐和疯癫。堂吉诃德的言行虽然荒唐、鲁莽,但是只要不涉及骑士文学,他便表现出渊博的学识,议论中常常充满真知灼见,而且富于幽默感,给读者带来一种强大的内在精神力量。比如堂吉诃德说过这样富有哲理的话:“名誉和美德是灵魂的装饰,没有它们,肉体即使再美,也不算真美。我是生而自由的,我要为自由而生存。……我们对那些深沉苦海中的人,不该再向他们泼水。今在世,明日永诀,小羊迟早也跟大羊一样要被插上烤肉的叉子。上帝给你的寿命,谁也休想在世上多呆几个钟头,因为死亡是聋子,当它来敲生命之门时,老是那么匆匆忙忙,没有一样东西能挡得住它。无论是武力还是哀求,是王杖或是法冠。不幸永远紧跟着天才。”而阿Q不仅行动盲目,而且出言俗陋粗鄙,与泥沙无异,只是偶尔表现出一种近乎油腔滑调和强词夺理的清醒与机智。堂吉诃德虽然“一生空幻”,但他最后尚能“临殁见真”,以沉痛的含泪的教训告诫自己的外甥女永远不要嫁给读骑士小说的人。因此,他是在领悟到人生真谛以后才离开尘世的。而阿Q则是麻木一生,就是在死到临头时,他还若无其事地说:“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他不像堂吉诃德,最终让我们在为之惋惜的同时更多地感受到他内心深处的悔恨。 　　中西方文化背景下造成的差别。鲁迅是抱着批判国民劣根性的目的写作《阿Q正传》的。事实上,阿Q这个人物也被读者视为中国国民劣根性的象征。鲁迅对中国文明作过深刻的剖析:“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