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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化视野下媒体监督 　　在现代法治国家，媒体通过对司法活动进行报道，监督司法活动及司法权的执行已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因其独有的广泛性与开放性，在我国法律监督体系中，毋庸置疑，媒体监督在遏制腐败、促进司法公正方面具有其他监督形式无可比拟的积极作用。但媒体监督是一把双刃剑，缺乏制度制约或不适当的监督不仅起不到促进司法公正的积极作用，甚至会破坏或妨碍司法公正。因此，既要充分发挥媒体对司法监督的积极作用，又要避免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媒体监督在促进司法公正方面的积极作用 　　所谓监督，《辞海》解释为“监察督促”，也就是说，监督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监察，二是督促。监察的目的是发现问题，督促的目的是解决问题。因此，媒体监督，实际上就是社会各界通过广播、影视、报纸、杂志等信息表示和传播载体揭示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形成舆论，从而对公职人员的公务行为，以及社会上一些有悖于道德和法律的行为实行制约，并对国家、政党、社会团体的一些行为进行督促，使相关问题得以解决的一种手段。 　　在西方国家，媒体监督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被誉为社会行政、立法和司法体系之外的“第四种权力”。在中国，媒体监督是人民群众行使社会主义民主权利的有效形式，主要监督方式有报道、评论、讨论、批评、发内参等，但其核心方式则是公开报道和新闻评论。媒体监督因其特有的公开曝光形式，可以形成一种无形的社会公共意志，协调社会机能、调节社会关系、干预社会生活，促进社会健康有序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媒体监督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目前，媒体监督因其具有的强烈公众震慑力，已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监督形式。 　　笔者认为，媒体监督促进司法公正的积极作用体现在三个层面上：将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执法行为置于社会公众监督的压力之下，使其在司法活动中不敢掉以轻心，不敢无视专业要求与专业素养、无视社会大众对司法公正的强烈诉求，务必以遵守法律和追求公正为行为准绳；将控辩双方的司法实践、法官的司法裁决、定罪与量刑等具体的司法活动内容，公之于众，有助于排除影响司法独立的各种干扰因素，避免“暗箱操作”与徇私枉法；通过传媒介质，将司法审理的过程与裁决结果，诉诸社会大众的视听，使得司法审裁能够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原则下展开。正是基于新闻传媒具有的上述独特机制和功能，所以，许多人把媒体监督视为医治社会病疾的一剂良药。 　　当前媒体监督对司法公正的负面影响及原因 　　毋庸置疑，媒体监督在我国的法治化进程中功不可没。但是，一旦媒体监督的功能被不恰当地运用，就极易蜕变成为“媒体审判”，势必就会影响到司法公正的价值追求。如对1997年“张金柱交通肇事逃逸案”的处理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被告人张金柱因行为恶劣，后果严重，民愤极大，最终被处极刑。不可否认的是，张金柱确实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但其罪行严格来说并不足以致死，本案最终以数罪并罚判处被告人张金柱死刑，这在我国对交通肇事罪的处理中不仅实属罕见，而且明显逾越了刑法关于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客观而论，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对案件的处理显然具有很大的影响。 　　动态报道、刺激见闻是媒体的职业特征，这就要求其在第一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报道，以新、快取胜，但新闻事实仅仅是记者的见闻或采访所得，往往缺乏明确的法律定位，加之在语言上又追求标新立异，有时候难免言过其实，诱导甚至误导视听。为了抓公众“眼球”，追求“财富效应”，有的媒体往往遵从于政治和道德标准，将有关法律问题隐性化，出现了一些与事实不符的细节性报道，而偏离法律标准的“媒体审判”不可避免地会对司法公正产生负面影响。还有的媒体报道，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夹带有自己的感情，同时具有煽情倾向，极易调动公众情绪，当公众情绪形成公意合流时，客观上就把司法机关推向了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上，在这样的“夹缝”中，司法的中立性和理性就会受到冲击，很大程度上也会影响到司法、司法机关及司法人员的公正形象。 　　此外，司法机关为避免各种不利报道所做的种种限制，同样不可避免地也影响到了媒体监督积极作用的发挥。当前，因为惧怕媒体的“不实报道”或“不利报道”，司法机关对媒体监督司法工作设置门槛，制定出了很多限制性的规定，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媒体对司法活动信息的采集和传播。由来已久的某些认识上的偏见，加之应对媒体的能力有限，缺乏足够的应对技巧，一些司法工作者本能地对媒体监督存在排斥心理，鲜有主动接受媒体监督的意识。上述做法客观上加剧了司法与新闻传媒之间的矛盾关系，使得媒体报道与监督司法的面过窄，难以实现深度报道与监督。 　　媒体监督促进司法公正的路径 　　司法的价值取向在于通过法律手段解决问题，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靠强大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