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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农征地类职务犯罪成因与防治 　　近年来，随着各地城市建设发展的不断推进，涉农土地征用的面积不断增大，征地资金流动量不断增多，贪污、挪用征地款的职务犯罪案件也随之持续上升，严重地影响了当地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以广西钦州市钦南区为例，检察机关2009年1月至2011年12月，共立案查处了涉农征地类职务犯罪案件14件18人，占同期查办职务犯罪案件总数的58%，是前三年的14倍。涉农征地类职务犯罪案件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对其犯罪的成因及防治对策进行探讨具有现实的迫切性。 　　一、涉农征地类职务犯罪的成因 　　（一）缺乏有效制衡与规范 　　1.对征地主体缺乏有效的统一管理。当地征地工作由各单位临时抽调一定人员实施，他们的人事组织关系不隶属于征地办公室，加上征地工作具有较强的流动性，造成了对征地主体原单位管不着、临时单位不愿管、相关单位不能管的尴尬状况。这使得对征地主体的管理几乎形成“盲区”，频频引发职务犯罪案件。 　　2.农村基层干部选举制度不能严格落实和用人机制存在弊端。涉农类征地往往需要农村基层组织干部的配合，而一些农村选举中“贿选”、“逼选”等背离村民自治意愿的选举方式，致使一些品行不良，动机不纯的人被选任为“村官”，为他们以权谋私、违法乱纪埋下祸根。此外，目前农村基层组织成员的任期为五年，而且可以连选连任，从而使得一些“村官”在一个村一任就是十几年。这种不注重更新的用人机制容易导致“村官”之间的不正常“默契”关系――只要有人提议，很快就结成贪污、挪用的共同体，共同犯罪。 　　（二）贪利心理难以有效抑制 　　1.征地小组成员待遇偏低。虽然每个征地工程都划拨了具体的征地工作经费，但是相对于征地工作的难度、时间跨度、人员及精力投入的程度而言，征地小组成员的收入与付出仍会容易让他们心理失衡。征地过程中的被征土地面积的测量、复核工作均由征地小组成员负责，在这种不平衡的心理下容易催生贪念。 　　2.惩戒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对犯罪行为的及时惩治是遏制职务犯罪动因的主要手段之一。然而当前对涉农土地征用职务犯罪惩罚失当的现象??却强化了征地主体的犯罪动因，突出表现为：一是该类犯罪主体因涉及村委、村民小组，从而给案件带来究竟是公安机关还是检察机关管辖的难题，一些案件因为管辖争议或风险而被搁置，形成较大“犯罪黑数”，增强了征地主体犯罪的侥幸心理。二是司法不严，处置过宽，该类案件处理呈现出的缓刑、免刑等轻刑适用率偏高的现象，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刑法的预防功能和职务犯罪的成本。 　　3.廉政文化培育滞后，犯罪容忍度较高。当前许多农村地区受自身发展的制约，廉政氛围未能有效形成，村民对职务犯罪的容忍程度较高，致使部分征地主体腐败犯罪的心理防线更容易突破。此外，随着价值观念多元化，对某些社会不良现象，要统一社会成员的集体意识来进行谴责，变得非常困难，是非观念甚至可能发生颠倒的现象。例如，某些通过加大征地补偿面积套取国家征地补偿款的行为，由于套取的不是某个村民的钱，也不是村集体的钱，而是国家的钱，因此这种行为不但没有受到谴责，而且还被认为可以增加村集体收入而受到追捧，行为者亦被认为是有“本事”的人。 　　（三）保护与管理不足 　　1.征地程序自身的缺陷。为了涉农征地工作进度如期进行，一些征地办公室、乡镇往往允许征地小组成员在一定范围内上下浮动征地补偿数额。这就使征地小组成员手中的自由裁量权具有了寻租的空间，为职务犯罪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此外，为了尽快完成征地任务，一些地方征地的几个环节往往同步进行，现场查验与复核程序流于形式，为虚报征地面积套取征地补偿款提供了机会。另外一个现象是许多征地项目都是采取“谈一户、签一户，走一户、征一户”的方式推进，为了保证征地的“顺利”进行，一般只是公开相关的征地政策规定，而对于其他被征地人员的姓名、征地面积与位置、补偿标准、补偿数额等不公开。这种不透明的征地方式也增加了征地补偿款被侵害的几率。 　　2.征地法规繁杂，规治不力。目前关于征地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众多，但这种层次效力各不相同的规范仍不能避免规治不力的问题：缺乏必要的衔接，甚至相互矛盾；应急性、临时性的规定多，长效治本的少；正面规范的多，责任追究的少。此外，征地规范大都是原则性的规定，存有的疏漏致使一些征地事项缺乏必要的明确性规定，置被征地人处于弱势地位，难以遏制贪腐者对征地补偿款的贪利行为。如“村官”一般是征地小组的成员之一，当被征地是自己的土地时，他们既是征地实施者，也是被征地者。由于没有规定明确的回避制度和防止利益冲突机制，他们在对自己的土地丈量、地上附着物清点、补偿标准与数额等方面比一般人更容易侵害征地补偿款。 　　 　　二、涉农征地类职务犯罪的防治对策 　　（一）规范主体行为，加强对主体管理，减少其实施侵害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