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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场”中中国传播学研究与反思 　　传播学是一个青春学科，20世纪40年代才在美国形成，而中国第一次对传播学进行公开研究始于1978年7月，其标志是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家新闻学刊物《外国新闻事业资料》(郑北渭主编)，创刊号上发表的中国第一篇传播学译文《公共传播》，是中国大陆第一次公开介绍传播学。传播学在中国距今已经有近30年的历史了，它在中国经历了曲折的研究进程后，于20世纪末进入高潮时期，这个时期的研究特点，按照中国人民大学陈力丹教授的说法是：“传播学译著的出版持续数年高涨；在中国证实传播学假设的研究，形成规模；媒介形态研究开始受到关注；开辟了较为广阔的传播学批判学派的研究空间。”① 　　传播学在当今中国依然红红火火，人气旺盛，这与中国30多年来大的环境变迁分不开，中国这30多年，是在现代化的快车道中疾奔急驰的30多年，更是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发生巨变，传播手段日新月异的30多年，中国向现代化的迈进推动了国内从组织到个人的巨大变化，也带来了传播媒介尤其是大众传媒的飞速发展，但同时，我们更应该看到，在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的特殊“场域”中，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景观同时并存，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造成的传播环境的差异性、复杂性和丰富性，也是前所未有的，这为中国传播学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机遇，但同时也提出了众多迫切的课题。为此，众多的传播学者也从理论到实践，从传播原理的辨析到具体的媒介形态的分析，对中国的传播学学科建设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和思考。但是面对传播学在中国的“热”发展，我们也必须有“冷静”的思考，尤其是在进入信息时代，在面临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下更是如此，传播学的研究者崔保国先生曾形象地指出：“信息时代的到来，使传播学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如同一个在黄昏中走失的孩子，站在世纪之交的十字路口，望着川流不息的信息高速公路，不知道该搭哪班车，不知道该往哪里去。”这形象地说明了中国传播学研究当前所处的现状，也提出了一个迫切而重大的课题，需要我们高度重视与探讨。 　　在信息化、全球化的时代，研究人类信息传播活动及其规律的传播学已经成为重要的基础性学科。而中国传播学研究的现状如何呢?中国传播学研究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我们想从理论研究、实际应用、研究方法这三个层面进行反思与剖析。 　　其一，从理论上看，中国传播学研究缺少稳定的学科体系布局。从学科设置的角度看，传播学在中国已经形成了基本的学科体系，但是作为一门学科，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信息交流、人类传播活动的发生、发展及其规律的一门具有多学科性的边缘学科。那么，传播学特殊的性质必然要求学科之间的互相融合和贯通，但是我们现有的学科设置体系却限制了传播学科学、稳定的学科体系的建立，不能形成各个学科之间有效的合力，影响着我们对传播学更加深层次的研究。当然，传播学也不可能无边无际，随心所欲，像一个包罗万象的大箩筐，它应该有自己特定的研究范围、明确的研究指向、独特的理论范畴、自身的学术流变等。但划定范围并不是要束缚手脚，传播学的根系伸得越广，扎得越深，其必然会更加枝繁叶茂，更加稳健茁壮，这就需要我们在各学科之间搭起有效的联系和平台，从研究实际和传播实际出发，去建立稳定的学科体系，尽力实现学科之间的互相支持和配合。同时，传统的传播理论与当下现实世界有些隔膜，理论与现实缺乏深度融合，有的甚至牵强附会。过去的传播理论往往偏重于单向线型的过程描述，而今天的传播身兼双重身份：既是信息生产者又是信息接受者，这种双向互动的局面扩大了研究范围，也必然打破传统的传播理论的学科限制，以加强学科之间的融合和支持。总之，传播学科在中国的合理布局与建构，一方面还需要专家学者拓宽学术视野，进行纵向横向比较，采众学科之长和最新成果，用新的研究视野、用有原创性的教材来带动学科体系的建构；另一方面也需依托各传媒业界、行业部门在实践中、资源上的支持，以期早日促成传播学科稳定的学科体系布局。 　　其二，中国传播学研究忽视了对传播学应用价值的研究。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作为应用科学，传播学研究应该未雨绸缪，为发现和解决社会传播实践中的一些实际问题而努力，如市场与导向、传媒资源的使用、传媒资本的运作、传媒产业链的配置、媒介集团机制、报刊经营管理模式、数字报业新技术现状与应用、品牌竞争力的提升、收视率、收听率、发行量、媒体的社会责任、非媒体资本进入媒体运作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与探讨。尤其是在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的关键时期，大众传媒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应该如何调整策略和方向，调动一切有形的和无形的力量形成共同的积极的合力，将是传播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中国人民大学郭庆光教授认为：“当社会价值、道德观念、行为准则发生普遍混乱和失衡之际，传播学在将社会环境的其他因素考虑在内的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