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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栏目纪录片生存困境与对策 　　电视纪录片的栏目化是大众传播时代的一种生存策略。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产品，纪录片与电视媒体的结合是大势所趋，正如北京师范大学张同道教授所说：“纪录片栏目化催动中国纪录片发展。”在上世纪90年代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生活空间》与上海电视台《纪录片编辑室》开创了高收视率。而步入新世纪。电视栏目纪录片却低迷失语，如今的电视频道虽然有《纪录片编辑室》、《纪录中国》、《人物》、《见证》等多个栏目，但许多地方台的纪录片栏目举步维艰，纷纷下马。我们认为，无论电视的市场化进程怎样，电视栏目纪录片的社会、历史和文化价值不应以经济利益而有所偏废，纪录片仍然是体现电视媒体的品位与内涵的重要标志。本文将从电视纪录片的历史演进切入，辨析电视栏目纪录片的观念冲突，深入探究电视栏目纪录片生存困境，理清电视栏目纪录片的创作、经营理念，有针对性地提出务实的、具有可行性的对策，寻找现实的发展之路。 　　 　　历史演进与观念交错 　　 　　人们对“中国特色”的纪录片一直争议不断，“纪录片”与“专题片”的名词之争也是由来已久，学者们对早期的纪录片与新闻片的概念界定有着不同意见。电视纪录片自身形态的多样化也使创作理念的历史发展处在一个不断演进的历程。或许当我们用一种更为宽容的眼光看待“电视纪录片”这个概念时。它就不会深陷于“追求真实”和“主题先行”的理论窠臼中。才能够清晰地描摹出历史和观念的线性发展。 　　从历史的总体进程看，传媒大学何苏六教授认为有政治化纪录片时期(1958-1977)、人文化纪录片时期(1978-1992)、平民化纪录片时期(1993-1998)、社会化纪录片时期(1999-2004)，而复旦大学吕新雨教授则从创作视角的角度出发，认为应分为自上而下视角的大型专题片时代(1979-1983)和平民视角的中国的纪录片运动(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两个阶段。 　　就创作观念而言，“中国特色”纪录片的自身发展也是一波三折。它最早深受格雷尔逊的“画面加解说”的模式和苏联的“形象化政论片”的影响，体现出强烈的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主导，其创作理念的影响沿袭至今，如《收租院》、《毛泽东》、《话说长江》、《河殇》、《让历史告诉未来》、《大国崛起》等。由于其主题先行、空洞说教和声画分立。虽饱含理性和激情，但流于宣传教化，以致人们对其纪实本质产生质疑和批评。自上世纪8D年代中期始，《丝绸之路》、《话说长江》和《望长城》等一系列中日合拍的大型电视纪录片采用了大量的声画合一的同期声、自然风光、现场采访、跟拍及长镜头手法，成功地催生了纪实观念的兴起和电视纪录片在全国范围的繁荣。《祖国各地》、《神州风采》、《地方台30分钟》等电视纪录片专栏名声大噪。到了80年代后期，吴文光的《流浪北京》第一次将镜头对准小人物，拉开了电视纪录片平民关怀的序幕，随后的《沙与海》、《藏北人家》、《最后的山神》等纪录片纷纷在国际上获奖。上世纪90年代初。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生活空间》与上海电视台《纪录片编辑室》，以其平民视角开始了对普通人的生存环境的关注。以及对社会转型期的人伦关系的重新思考和界定。随着电视栏目纪录片的蓬勃发展。创作实践中跟拍、摆拍、摇晃镜头大行其道，国内理论界也展开了关于“纪实”、“真实”观念的火热探讨。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观众的审美品位渐墨多元趋势，央视十套《探索?发现》叙事娱乐化的成功和DV创作的兴起让人看到了期待和希望，但电视栏目纪录片整体下滑，其生存状态不容乐观，创作观念和经营理念亟待突破和更新。 　　我国电视纪录片的演进历程，与我国波澜壮阔的社会化进程同步，是由政治、社会和美学多重力量作用的结果，从掌握国家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宣教工具，到倡导人文关怀的平民视角的演变。伴随着创作手法、观念的交错与更迭。其中洋溢着鲜明的时代感和厚重的人文精神。 　　 　　市场法则与生存困境 　　 　　电视纪录片专栏的设置标志着纪录片向电视平台开拓的初步尝试。上世纪90年代，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生活空间》与上海电视台《纪录片编辑室》的开播。是纪录片正式走向电视栏目化的重要标志。这同时也意味着纪录片必须遵循电视媒体的运行规律，接受市场法则的现实制约。由此，电视纪录片的栏目宗旨、受众定位、策划选题，以及管理制度等均形成严格规范。稳定的收视群体也逐步形成。纪录片的经营和市场开发得到极大地促进。 　　以上海电视台的《纪录片编辑室》和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生活空间》为代表，在大众文化兴起和纪实手法的运用下，民生视角和人文关怀让电视栏目纪录片迎来了辉煌。但是随着电视媒体的不断市场化。在固定播出与收视率的双重压力下，电视栏目纪录片的风光已是明日黄花，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一路走低，北京电视台的《纪录》栏目的收视率仅有4％～5％，而江苏卫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