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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杨一位摄影人“跨界”历程 　　胡杨,常生长于较低处的干旱荒漠地区,千年而生,千年而长,千年而枯,千年枯而不倒,千年倒而不朽,记录着世间沧桑变化。因为欣赏、感叹于这种胡杨精神,某位胡姓的摄影人也取笔名为胡杨,游走在摄影学、社会学、历史学交集的边缘地带,摈弃着世间的浮华,独立记录着上海在时光变迁中的平常却不平凡的生活流。 　　 　　1980―2007年整整28年时间,胡杨独自游走在那些每寸肌肤都充满了平民气息的上海弄堂,抢拍下那些弥足珍贵的记忆,于是有了《上海弄堂》;2004年1月至2005年2月胡杨敲开了上海500多户人家的门,进入了上海城市气质的内里,从上海人的家居空间形象中揭示上海最深藏不露的精神秘密,于是有了《上海人家》;2007年6月至2008年4月胡杨采访拍摄了300位生活、工作在上海的外国、外地和本地的,出生于1970―1989的青年,探求新一代的心理特征,于是有了《上海青年》。而《上海弄堂》《上海人家》《上海青年》这三本影像册集中在一起,最终形成了胡杨的“上海影像三部曲”。三部曲推出后,胡杨开始马不停蹄,美国、澳大利亚、英国等地展览不断,国内外美术馆、博物馆、画廊和机构也纷纷收藏他的照片。在很多人眼里,胡杨的照片集不只是“影集”、“画册”,更是影像文献。而事实上,胡杨本人用了近三十年时间跨越着“摄影”的边界,向更为广阔的影像人类学领域迈进。 　　“上海三部曲”的跨界行动 　　 　　记者:最近在忙什么? 　　胡杨:忙观察、思考、创作。另外,2009年,参加了美国纽约国际摄影中心“三年展”,澳大利亚昆士兰美术馆中国当代艺术收藏《中国项目三十年》展,西班牙巴塞罗纳现代文化中心《梦想中国?现实中国》展等。 　　记者:美国纽约国际摄影中心是世界上最顶级的摄影权威学术机构。据说要进入展览很不容易。“上海影像三部曲”系列引起了国内外的热切关注,你认为引起轰动的原因是什么? 　　胡杨:引起国内外观众和读者共鸣的原因,首先是因为世人关注中国;其次是我较全面、公正、客观的反映。 　　记者:现在拍系列的摄影师也很多,你认为你的“上海影像三部曲”系列与他们的系列有怎样的不同? 　　胡杨:他们更注重照片本身的影像艺术;而我更关注反映当今社会问题和历史影像的价值。由于我的作品设置了许多问题,所以传播的信息量比较大。我的思维方式也与众不同:《上海人家》是横向的;《上海弄堂》是纵向的;《上海青年》是未来的。 　　记者:从上海青年身上你看到怎样的未来? 　　胡杨:其实以前我不太看好70后、80后,觉得他们没有50后、60后有责任心,媒体上也是贬义的评价多。但是做完《上海青年》专题后,通过与他们的交流,我对他们有了新的认识。他们在国家和人民有危难的时候有所担当,很优秀。所以对未来不必担忧。 　　记者:你本人对三部曲有怎样的期望? 　　胡杨:希望它们能成为解读当今中国社会的影像文本,若干年之后成为反映中国社会历史的影像文献。 　　 　　 　　暂时离开是为了更好地进入 　　 　　记者:三部曲后,是否在搞新的创作? 　　胡杨:对,现在拍摄的这个专题反映的是客观世界带给我的内心感受,跟之前的纪实摄影语言有很大的不同。 　　记者:为何想要转换方向? 　　胡杨:我不想重复自己,换一种思维方式创作一段时间,可以避免重复自己。 　　记者:但是即使重复自己,还是有很大的社会价值啊,这不正是你所追求的? 　　胡杨:再这样做下去无非是多一二部作品而已,社会价值不大。但是如果过五年、十年之后再做就不一样了。社会改变了,时代改变了,社会价值就大了。 　　记者:你一直崇尚纪实摄影,现在增加艺术含量,会不会削弱原来的优势? 　　胡杨:我觉得这是属于两个领域的, 暂时离开是为了将来更好地进入。 　　记者:有人质疑你拍的照片从艺术角度看不怎么样,那么现在你开始搞艺术摄影是否也是对这种声音的一种反击? 　　胡杨:照相机只是工具,影像只是我作品的一部分。我之所以采用朴素、平和的摄影语言来拍摄,是因为希望能更客观地展现被采访对象。如果影像的摄影语言太艺术化,读者首先看到的就会是我,而不是照片主人公。反击是没有意义的,我不会在意别人怎么评价。 　　“作”出来的与众不同 　　 　　记者:上世纪80年代你开始摄影,那时从事摄影有没有出路? 　　胡杨:有,当时上海有许多“搏奖派”,拍照片就是为了获奖。每拍一个120黑白胶卷,就要获一个奖,拿奖品。但是我从来不参加任何的比赛,许多人为了获奖,拍照时就要揣摩评委的审美观和当时的潮流。我不愿意,我走自己的道路,不想迎合。 　　记者:刚开始学摄影时你几乎是一张白纸,在“搏奖派”盛行的大环境下,你如何形成自己的理念去判断作品的好坏? 　　胡杨:那时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摄影理念,只是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