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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人“知音情结” 　　摘要：南朝梁刘勰在其《文心雕龙·知音第四十八》中提出了“知音其难哉”的观点，表现了对文学批评与创作关系的认识。出于“立言以不朽”的希冀，士人对“知音”的渴求是极为强烈的。萧统、苏轼对陶渊明的推崇，使其在文学评论与士人心目中地位的不断提高，而史家司马迁与曲家孔尚任则对后世知音有着更为清醒和强烈的渴盼，充分彰显了文学批评对于文学作品的重要价值。 　　关键词：知音情结；文心雕龙；文学批评 　　在《文心雕龙·知音第四十八》中，刘勰以“知音其难哉”开篇，引出对“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1]的论述。“知音”本是音乐鉴赏方面的一个概念，典出《吕氏春秋》，来自于俞伯牙、钟子期的“知音之交”[2]。在《知音》篇里，刘勰从时间、空间上扩展了这个词的内涵：首先用知音来代表接受主体对作品以及作家的认可与肯定，从音乐鉴赏扩展到了文学鉴赏与批评；其次则由友人之当面激赏拓展到了历史古今的层面：“夫古来知音，多贱同而思古”，这其实是刘勰为论述文学鉴赏观所举的一个反例，但也反映了古代文人知音观念之深切。 　　对于“知音其难”，纪昀曾评曰：“难字一篇之骨”，在某种意义上正彰显了“知音”之地位。而知音难得，恰恰说明了文学批评鉴赏与对作家与文学作品的重要意义，文学作品文本的最终完成并不意味着其价值的实现，只有得到读者或者品评鉴赏者的认可、理解，作者的目的才算达成。这一点，对中国文人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 　　陶渊明文学作品及精神品格的价值，最初并未得到认可。在钟嵘《诗品》中，他只被列为“中品”；《文心雕龙》提及并评述历代作家的《明诗》《时序》《才略》等篇，并没有提到陶潜；颜延之《陶征士诔》及沈约《宋书.隐逸传》仅仅是为陶立传，重在对其生平的介绍。相比之下，萧统则是在梁代乃至整个南朝对陶渊明最为推崇的一个，他撰写了《陶渊明传》，创作了摹写陶渊明精神气质的诗歌作品，其《文选》收录了陶渊明的8首诗歌，此外，他还是第一位认真搜集和整理陶渊明作品的人，他所编的《陶渊明集》共八卷（今佚，存《陶渊??集序》）。萧统对陶渊明的接受是全方位的，不但其人格与文品上有着陶渊明的痕迹，在行为方式乃至创作手法方面，也体现着陶渊明的精神印记。在此基础上，到唐代，陶渊明的地位略有上升，但亦颇有微词，杜甫《谴兴五首》之三说：“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宋代苏轼却认为，陶诗“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并曾言“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诗……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又曾作“和陶诗”百余首，成就一段诗坛佳话。陶潜淡泊名利的态度，自然清新的诗风，沁染了苏轼，并在某种意义上由苏东坡发扬光大。也正是从苏轼起，陶潜在文人心目中及文学史上的地位越来越高，并且成为士大夫心目中文人品行操守的典范。从价值认可的角度讲，苏轼正是陶潜的“知音”。陶潜的精神感染、塑造了东坡的精神世界，但东坡对陶诗的接受、推崇也成就了陶渊明作品在后世文人中的地位。在陶潜被发现、被理解的过程中，萧统、苏轼等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文人向来重视自己作品的评价问题，这种“知音情结”对文人创作及行为的影响是深远的。太史公著《史记》，“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3]，在宏大志向与残酷现实的对比之中，司马迁认识到自己的著述在当世或许不会有人赏识。但史官的宏阔“史观”使他没有放弃对著作的自信：“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太史公自序》）。在现实面前，司马迁没有绝望，而是怀着成一家之言的理想期待未来知音的“赏识”，这绝不只是对他本人的一种补偿，而是由作品的被认可而实现自身的价值。 　　《史记》作为纪传体史书的开创者，对文人“知音情结”的体现和进一步的影响也较为突出。而作为稗官野史的戏曲作品，由于直观表达作者情感，对于知音的期待更为强烈。清代杰出的戏曲作家，“南洪北孔”中的孔尚任，在其《桃花扇小引》中有这样一段话：“《桃花扇》一剧……盖余未仕时，山居多暇，博采遗文，入之声律，一句一字，诀心呕成。”[4]云亭山人对其《桃花扇》倾注了大量心血，自然寄予了深切的希望。而“今携游长安，借读者虽多，竟无一句一字着眼看毕之人，每抚胸浩叹，几欲付之一火”，可见在戏曲史上举足轻重的《桃花扇》，当时并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转思天下大矣，后世远矣，特识焦桐者，岂无中郎乎？予姑俟之。”所谓“识焦桐”之“中郎”，即东汉蔡邕，据《后汉书·蔡邕列传》记载：“吴人有烧桐以爨者，邕闻火烈之声，知其良木，因请而裁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犹焦，故时人名曰‘焦尾琴’焉。”[5]孔尚任此处用其典故，正表现了他对于天下、后世“知音”的期待。 　　在文史哲不分的大背景下，文学作品往往有多方面的复杂内涵，即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