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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慈善事业为视角看士绅精神现代价值 　　摘要：我国儒家文化一直将慈善内化为一种道德要求，把个人慈善行为视为较高的精神价值追求。民间慈善基本为士绅这个阶层所垄断，虽然这种精神文化与现代慈善精神差距较大，但在一个阶段内特别是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阶段，传统士绅文化蕴含的积极向上的精神继续会为某一社会群体所继承，在某一时期对我国的慈善事业仍然具有促进作用，因此，明确和针对有利于慈善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实现士绅精神的价值转换，从制定法律规范，重塑慈善文化等方面全面促进我国现代慈善事业的发展具有可行性。 　　关键词：慈善；士绅；民间 　　中图分类号：D9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3）01-0233-02 　　一、我国古代慈善事业发展进程 　　一直以来，我国民间慈善事业发展相对滞后，早期的个人赈济行为一般属于临时的救助行为，不成规模，未能形成一种长效机制。春秋末期，越国大臣范蠡弃官从商，十九年间“三掷千金”用以资助穷人，在富甲一方时，能广施财富，史家称其为“富好行其德者”，这大概是有记载最早可称为慈善家的人了。北宋时期，名臣范仲淹于宋仁宗皇祐二年（公元1050年）以家财在其家乡苏州的吴、长二县购置“义田”，创立“义庄”，用以救助族中穷苦之人，为本族贫困子弟设立“义学”，南宋的刘宰，创办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私人粥局，在家乡设置“义仓”，创立“义役”，用以照顾没有耕地，没有住处的乡人，这里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宗族观念，而且也彰显了传统儒家文化的人文精神。 　　明清以前，规模化、系统化的慈善事业主要体现在宋代的官办慈善，宋代设有专门的慈善机构及一整套的慈善事业体系，宋代的“居养院”、“慈幼局”可以视为现代养老、育孤事业机构的雏形，另外，宋代设“惠民药局”为生活困难者无偿提供义诊和处方，设有“漏泽园”，以埋葬贫病无依者，官办慈善事业在宋代就已基本完备。 　　相对而言，我国民间慈善事业发展缓慢，大多由官府倡导、寺院和佛教信徒从事。关于民间慈善事业，需要一提的是佛教的传入和兴起，佛教的发展为慈善事业提供了清晰的系统性理念，对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成为传统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以后随着新儒学的兴起，民间个人慈善活动逐步大量出现，但民间慈善事业由于自身特点受各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影响显著。从明清时期开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进步，民间慈善事业才规模化发展，出现了制度化的慈善机构，明末清初，江南地区的武进、太仓、昆山等地出现“同善会”、“同仁会”等专门民间慈善团体，它们不是官办，也不具有宗族或宗教性质，而是有组织、成规模的可持续发展的专业性民间慈善团体了。 　　二、士绅集团主导下的民间慈善事业 　　我国封建社会的统治宗旨和传统教化存在表面的一致性，但在实践之中地主阶级的统治与老百姓的预期往往相差甚远，民间私人对底层贫困老百姓的慈善救济形成对官府职能的道义上的否定，说明其没有履行相应的行政责任，这就在共同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相互对立的一对矛盾。随着明清时期，士绅阶层的崛起，士绅人群以其自身的身份优势，以其特有的文化特点，有效的对双方的距离加以弥合。 　　对于这时期民间慈善事业的发展，夫马进也认为“从社会经济的角度而言，我们必须从明末乡绅、生员势力的抬头以及以府州县城为核心而形成的乡绅、生员的网络中去寻找原因的所在。” 　　士绅这个群体，深受儒家文化“仁爱”、“仁政”思想的熏陶，讲究“修身齐家”，视济民救世为己任，“文以载道”，以道义为行为准则，《礼记·礼运·大同》篇有云“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者皆有所养。”从士绅的组成来看，他们都获有功名，或者是退休的士大夫，或者是可能出仕的知识分子，与官府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又扎根乡土容易与老百姓打成一片，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另外一方面，宗教特别是佛教文化一直与儒家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士绅群体普遍相信因果业缘，施善也使士绅们获得深层次的精神方面的认可，这就又促进了他们对道义的认同，从而成为乡土间道义的代言人。 　　另外，由于士绅是古代乡土自治的施行人群，官员对其有很强的依赖性，乡绅也会凭借官府支持赏善罚恶，所以这些慈善活动也易得到官府的认可。这些民间的慈善组织和慈善活动也是乡土自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者部分政府职能。他们以自身的财力集体捐助或以置办田地的形式，解决费用问题，建立合乎礼制的救济程序等等，另外，还要以传统儒家文化理念为标准，确定被捐助人资格，以及劝人为善，让更多的人加入这项事业以促进风俗的淳化，形成良好的社会效应，这也符合士绅群体自身的文化价值追求。 　　但是，明清时期商品经济有了长足进步，江南地区甚至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中国“士志于道”的追求趋于庸俗，士绅们由追求“舍生取义”的“大道”转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