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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论史料征集与整理 　　[摘 要]《文心雕龙·史传》篇是我国第一部史评文献，与刘知几的《史通》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同为我国史学批评的经典。本文从整部《文心雕龙》入手，结合《史传》篇的撰史思想，对刘勰的史料征集、整理思想进行论述。 　　[关键词]刘勰；史料；征集；整理 　　刘勰（约467—532）字彦和，祖籍东莞莒（今山东莒县），所著《文心雕龙》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系统评述文学理论的著作。其中《史传》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系统评论史学之专篇，从理论上第一次较为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关于史料征集、整理的思想。本篇拟从整部《文心雕龙》入手，结合《史传》篇的撰史思想，从以下两个方面对刘勰的史料征集、整理思想进行论述。 　　一、务先大体 　　史料是史书撰写的基础，正如刘勰的一个生动比喻：“观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1）因此，史书撰写的第一步是全面占有材料，“务先大体，鉴必穷源”，因为我们的史著“因之垂文，可不慎欤？”如果“引事乖谬，虽千载而为瑕。”他在《通变》篇中说，撰写文章应“先博鉴以精阅”，只有全面占有材料，才能较出同异，才能准确的把握对象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趋势，进而加以正确的推理和判断。所以他屡屡拈示要“博观”，如《奏启》篇中说：“博见足以穷理”；《风骨》篇中说：“翔集子史之术，洞晓情变”，“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他举例说，汉代“郡国文计，先集太史之府”，目的就是让史官了解全国各地的情况，反对“各执一隅之解，以拟万端之变”的做法。而这种倾向正好普遍存在于“近代论文者”中，他们“各照隅隙，鲜观衢路”，“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因而不可避免地导致论文中出现或“密而不周”，或“辩而不当”，或“华而不实”，或“巧而碎乱”等弊病。相反，刘勰要求自己的《文心雕龙》则要“弥纶群言”，“原始以表末”。所以他在解释铭的意义时说：“详观众例，铭义见矣。”在追溯先秦时期“议”这种文体时又不无欣慰的说：“虽宪章无算，而同异足观”。对于史书的撰写，更是如此，史官要“阅金室，启金匮，抽裂帛，检残竹”，尽力搜集前代遗留的各种文献资料，“欲其博练于稽古也”。只有如此，才能“阅乔岳以形培塿，酌沧波以喻畎浍”。司马迁作《史记》不正是下了这番工夫才成功的吗？扬雄自称“少不得学”，不也正是在“观书石室”三年之后，才写出鸿文巨制来的吗？ 　　二、鉴必穷源 　　刘勰认为，在全面占有材料之后，要加以精细的分析与综合，从具体上升为抽象，正如马克思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作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的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象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1]刘勰主张分析必须实事求是和精细深，反对把史料零碎的和随意的挑出来，要“良书盈箧，妙鉴乃订”， “校练务精，捃理须核”。如《正纬》篇中，通过精细的考察和分析，指出“纬书无益经典而有助于文章”，不一棍子打死；在《变骚》篇中批评“鉴而弗精，玩而未核”的做法，主张“将核其论，必征言焉”；《练字》篇则指出历代用字难易有异，“趣舍之间，不可不察”；《程器》篇中则感叹历代论文之行者：“后人雷同，混之一贯，吁，可悲矣”。同时对材料的解释要做到“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例如《才略》篇中对班彪、班固父子，刘向、刘歆父子及曹植、曹丕兄弟的评价之能具体分析，不雷同旧说，则更为学者们所称道。 　　在具体的分析中，刘勰也总结出了一套科学的方法，第一要“圆鉴区域，大判条例”，即对史料进行综合，划定区域，归类编排，把同类事件、同类性质的史料放在一起，在分析中有综合，在综合中有分析。但要避免四种评鉴的错误倾向：“贵古贱今”、“崇己抑人”、“信伪迷真”、“以偏概全”。第二要“乘一总万，举要治繁”，在经过具体的分析和综合之后，采取“乘一总万”的方法，把各种结论弥纶一体，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亦把抽象的简单的规定性上升为具有丰富规定性的具体，“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故事得其要，虽小成绩，譬寸辖制轮，尺枢运关也”。“举要治繁”的方法如何把握呢？刘勰说：“是以轨略文统，宜宏大体。先博览以精阅，总纲纪而撮契；然后拓衢路，置关键，长辔远驭，从容按节，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采如宛虹之奋鬐，光若长离之振翼，乃颖脱之文矣。”第三要“擘肌分理，惟务折衷”。对于史料的分析，还要判断其内容的表达是否适当合理，取舍之间是否于细微之处见灼知，更重要的是，是否实事求是，不附和世俗。面对同一性质的史料，要“傲岸泉石，咀嚼文义”，反对堆垛史实，使史书流于滞涩。只有材料搜集整理到如此，史著的撰写才能一气呵成。 　　三、结语 　　我们仅以《史传》篇做一个简单的统计，就可知刘勰深厚的史学素养和对史料运用的恰到好处。该篇论及或提到的史家或史籍（以首次出现顺序排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