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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艺术院校大学生法制教育思考 　　摘要：2010年10月20日西安音乐学院大学生药家鑫在撞倒张妙后并将其残忍杀死，之后药家鑫被判处死刑。本文首先从法律角度对“药家鑫案”进行了细致分析，然后指出了当前我国艺术院校在法制教育上存在的问题：法制教育课程设置失当，法律素质教育缺位，最后提出如何加强艺术院校大学生法制教育的思路。 　　关键词：药家鑫；艺术院校；法制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10—0095—02 　　2010年10月20日23时许，西安音乐学院大三学生药家鑫驾驶红色雪佛兰小轿车行驶至西安西北大学长安校区外西北角学府大道时，将前方在非机动车道上骑电动车同方向行驶的张妙撞倒。车祸发生后，药家鑫害怕被张妙记下车牌号以后找麻烦，遂转身从车内取出一把尖刀，上前对倒地的张妙连捅数刀，致张妙当场死亡。杀人后，药家鑫驾车逃离现场，驾车逃逸时再次撞伤两人。 　　2011年4月22日，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药家鑫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其后，药家鑫提起上诉。2011年5月20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药家鑫故意杀人一案进行了二审公开开庭审理并宣判，依法裁定驳回药家鑫上诉，维持原判。2011年6月7日上午，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药家鑫在西安市被依法执行死刑。 　　“药家鑫案”已经尘埃落定，但本案引发的思考并没有因此停止。在社会舆论一边倒的“杀人偿命”的呼吁声中，许多专家学者对“药家鑫案”从多种角度进行了理性冷静的分析，例如家庭教育、高校的道德教育、大学生的生命价值观等等，给我们提供了不同的视角。[1]由于本文主旨所限，笔者仅从我国艺术院校大学生的法制教育角度来探讨这一案件。 　　一、愚蠢的选择——从交通肇事到故意杀人 　　在从法制教育角度对“药家鑫案”的思考中，有一种观点认为药家鑫之所以残忍杀害张妙的原因之一是药家鑫缺乏法律常识。但这种分析存在一定的问题，因为即使是只接受过九年制义务教育的中学生都知道杀人是犯罪行为，甚至我们只需要凭借社会的基本常识都能够认知到这一点，何况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所以笼统地批评药家鑫不懂法是不够的，药家鑫肯定知道杀人是犯罪行为，是严重的刑事犯罪。我们应该追问的是药家鑫的法律知识结构到底存在哪些欠缺，才使得他的行为从交通肇事转化为故意杀人。 　　根据我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之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死亡一人或者重伤三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方有可能构成交通肇事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如果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而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从“药家鑫案”的具体案情结合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来看，药家鑫撞伤张妙的行为只是交通肇事，他作出的不同选择会招致不同的法律后果：（一）药家鑫若能及时救治伤者，只要没有导致张妙死亡，即使造成张妙重伤，也不构成犯罪；（二）药家鑫及时救治伤者，只有在造成张妙死亡的情况下，才构成交通肇事罪，法定刑罚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三）药家鑫撞伤张妙后为逃避法律制裁不顾而去，即交通肇事后逃逸，法定刑罚是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只有在肇事后逃逸且导致张妙死亡的情况下，法定最高刑才是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然而残酷的现实是，药家鑫为逃避责任作出的选择是用他那双弹钢琴的手拿起了屠刀，残忍地捅向了被害人张妙。这导致药家鑫的行为从一般的交通肇事转化为故意杀人，法定刑罚从交通肇事罪的法定最高刑（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变为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因此，“药家鑫案”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方面的思考是：药家鑫为何会作出如此愚蠢的选择，药家鑫的法律知识结构有哪些欠缺，我国艺术院校的法制教育到底存在哪些问题？ 　　二、供需脱节——艺术院校法制教育课程设置存在缺陷 　　艺术院校大学生是法制教育的需求者以及受众，他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法律知识，而艺术院校作为供给者是否提供了这些法律知识的传授？从“药家鑫案”来看，很难说艺术院校提供的法制教育是到位的。药家鑫具有怎样的法律知识结构以及杀人时的心理状态已经无从可考，我们只能根据具体的案情从逻辑上加以探讨。如果药家鑫了解罪与非罪之间的界限，即普通的交通肇事与交通肇事罪之间的区别，他在撞到张妙后可能会选择积极救治伤者；诚然，药家鑫知道杀人是严重的犯罪行为，但如果他明白交通肇事罪和故意杀人罪在法定刑上的巨大差别，也许他不会选择向被害人举起屠刀。因此，一个符合逻辑推理的结论是：药家鑫之所以作出如此愚蠢的选择——对被害人持刀相向，原因之一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