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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协议》背后生命赌注 　　今年9月下旬，年仅15岁的苏格兰格拉斯哥霍奇森中学学生乔丹·马圭尔想利用复活节假期去一趟北极。如果成功，他将成为世界上徒步到达北极点最年轻的人。尽管马圭尔的父母非常担心自己的儿子，但他们还是在这次探险的“免责责任书”上签了字，一旦发生不可预测的意外，探险队的组织者并不负责任。 　　如果您参加了类似的户外活动，组织方要求您在出发前签署《免责协议》，您该怎么办？户外风险的责任，是否能凭借一纸协议，就能厘清？如果不签这样的协议，从户外保险上寻求合法保障，又有几分好处？本期说事栏目，我们邀请到了4位嘉宾，就“户外安全保障及责任”这一问题进行讨论。 　　 　　本期嘉宾 　　张志刚 　　北京市鑫诺率事务所专职律师、合伙人。 　　张志坚 　　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户外部主任、中国登山协会新闻发言人。 　　马德民 　　资深攀登和探险撰稿人、评论员，户外运动爱好者。 　　余红路 　　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自助旅行，足迹遍及国内，有超过10年的野外活动经历，具备一定的高海拔山峰及技术性攀登经验。 　　 　　对话嘉宾 　　《山野 中国户外》：现在户外运动成为一种风潮，但同时也出现越来越多的事故。很多户外运动的组织方要求参与者签《免责协议》，有人认为这样做能提高参与者的安全意识。您同意这样的观点吗？ 　　张志刚：我认为《免责协议》的签订并不能有效提高参与者的安全意识。与安全意识最直接关联的，主要是参与者关于户外运动的知识储备以及对自己身体状况等情况的了解。只有参与者了解到户外运动的内容和风险所在，才能做到安全防范。签署《免责协议》，不能使参与者对户外运动有明确认知，参与者的安全意识也就无从提高。 　　马德民：《免责协议》其实是组织者为推卸责任而设立的单方面约定，它造就的是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但是目前户外运动事故频发，又使其不得不签署类似协议。这就形成一个怪圈：事故依然发生，《免责协议》并没有起到提高参与者安全意识的作用。 　　张志坚：首先我认为签署《免责协议》是个好事，说明大家起码有了安全意识、责任意识。但是从社会角度，尤其从法律角度来说，法律界的相关人士不一定会认可。因为任何契约、协议在不违反现行法律的前提下才生效。所以，一方面，有这个意识是好的；但是这种做法是值得商榷的。我们更多地强调“危险告知”：我告诉你参加这个活动，会有一定风险，这个风险会出现在什么地方，把风险都列出来了，如果出了事情，我来承担。但如果不听我的，出了问题，那主要责任应该在你。《免责协议》可能会成为法律上的一个依据，法院会考虑这个因素。 　　《山野 中国户外》：《免责协议》有法律效力吗？有人认为，户外运动必须得规范起来，《免责协议》怎么免，也免不了制度缺失、监管乏力的责任。您怎么看这样的说法？ 　　张志刚：《免责协议》的法律效力取决于其内容和签署方式。首先看协议内容是否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合同中的下列免责条款无效：（一）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其次，《免责协议》的条款一般是活动组织者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法律上称这种合同为“格式合同”，格式合同的提供一方一般都处于优势地位，所以为了保护合同另外一方的合法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第四十条规定：“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所以说，即使双方签订了《免责协议》，但是参与者有人身伤害发生，组织者一般都难以真正免责。组织者一般都是专业机构、专业人员，相对于参与者来说处于强势地位。组织者组织活动如果是有偿的，其责任更重。如果组织者想减轻或者免除自己的责任，在签订合同时最好把户外活动有可能遇到的风险用明确具体的文字予以表示，在组织活动过程中配备的具体负责人员应依照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具备相关专业的证件和资质证书。 　　户外运动的规范需要一个过程，它不仅包括相关法律、监管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还包括对户外运动参与者个人素养的引导和培育。比如登山时遇到山洪，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地方站立；攀登山峰前应该做哪些准备工作；各种不同的户外运动可能遇到什么危险等等。不同种类的户外运动对参与者有不同要求，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自己喜欢的户外运动。参与者在个人体能和户外知识水平的基础上决定参与户外运动的种类和程度，是对自身生命和健康的尊重。 　　《山野 中国户外》：近日，某知名户网站的一项调查显示，对于户外运动前签《免责协议》，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