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期“忠孝之辨”.docVIP

南北朝时期“忠孝之辨” 　　【摘要】历史上“忠孝之辨”是一重要论题，《论语义疏》对此亦多有议论。皇侃秉承王弼“自然亲爱”原则，以玄学自然本体论作为“孝”的绝对性的依据。同时，皇侃突出“忠”的相对性与条件性，藉此为梁武代齐的不“忠”予以辩护。此外，郭象“无为而治”思想对皇侃影响颇深，也是造成“忠”的相对性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键词】忠；孝；《论语义疏》 　　【中图分类号】B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2）04-0082-3 　　“孝”，在历史上是一极重要的德行，常与之相提并论的另一重要德行，是“忠”。然而，现实中，两者往往又存在无法回避的矛盾与冲突。所谓“忠孝难以两全”，“忠孝之辨”也由此产生。汉代经学就曾有关于“忠”、“孝”孰轻孰重的争论，大致上说，“孝大于忠”乃是今文经学的意见，“忠大于孝”则是古文经学的意见…。魏晋以降，今、古文之争渐歇，“忠孝之辨”则仍在继续。考察南北朝时期的历史，一方面，王朝兴替频繁，侍奉贰主乃至三主之臣比比皆是；另—方面，门阀士族盛极一时，孝亲之德倍受崇重。在这情形下，“孝逐渐超过了忠”。事实上，这种“孝超过忠”、“孝大于忠”的观念在皇侃《论语义疏》中亦多有阐发，反映出南北朝时期的思想特质。 　　一 　　皇侃本人就“性至孝，常日限诵《孝经》二十遍，以拟《观世音经》”。事实上，像皇侃这样以诵经方式表达孝心孝性的情况在当时是很常见的。如《陈书·徐份传》：“份性孝悌。陵（按：徐份父徐陵）尝遇疾，甚笃。份烧香泣涕，跪诵《孝经》，昼夜不息。”可见，“孝”作为最基本的德行，倍受崇重。 　　《论语义疏》“孝”的观念与皇侃孝的践行是一致的，皇侃对待孝的态度也在“孝大于忠”的“忠孝之辨”中得到体现。例如，在事父母“就养无方”、事君“就养有方”问题上，皇侃疏释《学而》“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时云：“子事父母，左右就养无方，是能竭力也……然事君虽就养有方，亦宜竭力于君。”细加品味，“子事父母，左右就养无方，是能竭力也”显被视作了当然之理；而“亦宜竭力于君”中的“亦宜”??字，则不无劝勉之意。在另一条疏释中，皇侃同样提到“有方”、“无方”的问题：“臣礼就养有方，有方则隔；弟子无方，无方则亲也。”“有方”既“隔”，“无方”既“亲”，显然“无方”大于“有方”，也即“孝大于忠”。另如在对待君、亲过失的态度上，皇侃云：“君亲有过，若任而不谏，必陷于不义。不欲存孝子之心使都不谏，故开其少分令必谏也。”又云：“君若有过，则必犯颜而谏之。《礼》云：‘事君有犯而无隐，事亲有隐而无犯。’”孝子于父之过仅“开其少分”，且“有隐而无犯”；忠臣于君之过则“必犯颜而谏之”，“有犯而无隐”。显然，这也是“孝大于忠”。 　　那么，皇侃关于“忠孝之辨”的立论依据是什么呢？何以会“孝大于忠”呢？其实，在皇侃疏释《学而》“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所引王弼之语中，已道出了其中的缘由：“自然亲爱为孝，推爱及物为仁也。”“自然亲爱”也即“自然爱亲”，其中“自然”二字至为关键，可以说“孝”与“忠”之间的本质区别即在于“自然”与否。再如： 　　孔子举所异者，言为风政者，以孝悌为主。父子天性，率由自然至情，宜应相隐。若隐惜则自不为非，故云直在其中矣。若不知相隐，则人伦之义尽矣。 　　父子真属，天性莫二，岂父有罪，子向他说也？故孔子曰：“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故云“有隐也”。而君臣既义合，有殊天然。若言君之过于政有益，则不得不言。 　　在皇侃看来，“父子真属，天性莫二”，故“宜应相隐”，“而君臣既义合，有殊天然。若言君之过于政有益，则不得不言”。可以看出，皇侃以“天性”、“自然至情”、“真属”等为据，将“孝”置于“忠”以及是非曲直之上，显示出玄学自然本体论的理论倾向，并以此将“孝”推至无条件的、绝对的崇高位置。 　　从“孝”与“忠”的内涵看，“孝”几乎完全沿袭旧说，鲜有新义，故此处略而不论。相形之下，皇侃有关“忠”的见解，则显示出某些新的思想倾向，值得我们注意。具体而言，臣的地位有所上升，君的权威有所下降，与子于父“孝”的绝对性形成鲜明对照，臣于君“忠”的条件性和相对性更加突出了。请看以下疏释：张凭曰：“夫君臣之道，信而后交者也。君不信臣，则无以授任；臣不信君，则难以委质……” 　　孔子答，因斥定公也。言臣之从君，如草从风。故君能使臣得礼，则臣事君必尽忠也；君若无礼，则臣亦不忠也。 　　比较皇侃对《学而》“与朋友交言而不信乎”所云：“朋友交合，本主在于信，岂可与人交而不为信乎？”。则张凭竟是将“主在于信”的朋友之道移作了“君臣之道”，并进而要求君、臣在平等的基础上“信而后交”。这样的观念显然是对君主权威性的极大挑战，以至于“君能使臣得礼”反成为“臣事君必尽忠”的先决条件，“君若无礼，则臣亦不忠”。看上去，皇侃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