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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思想与方法启示 　　 　　 　　 　　谢桃坊先生青年时期就树立起了走纯学术道路的理想，并成功找准了奋斗方向。先生词学考证、词学理论上的建树，奠定了先生在词学界的中坚地位。但他同时跋涉在甚为热门也很专门的敦煌学、客家文化、国学及蜀学、新儒学等领域，并对其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做了具体而深入的研究，从而走出了以博养专，由专至博的治学之路。最近，其《国学论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2011年12月），其中收录了先生于1991年以来所发表的有关国学研究的精华文章26篇，标志着先生之学问境界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圆熟境地。 　　先生的国学论文，体现了史家的眼光及反传统的进步人文精神。先生治国学，始于对上世纪20年代以来国学运动的历史检讨。国学运动代表人物如章太炎、刘师培、刘咸炘、胡适、顾颉刚、傅斯年、冯友兰、刘复、梁启超、余嘉锡、吕思勉、唐兰、郭沫若、蒙文通等，皆是史学家或考古学家、经学家、文学家、文献学家、哲学家、文字学家中成果卓越者。他们领起的国学运动是伴随着对中国新文化运动前后的历史命运、民族命运、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传统学术未来走向的深刻思索和检讨而进行的。先生同样是带着进步的历史观和深刻的人文精神，来对国学家们的国学思想和治学途径进行系列梳理和现代审视。如其在高度评价胡适、顾颉刚等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国学概念的定义，即国学是以西方自然科学考证法融合中国传统乾嘉考证法而成的科学考证法，用以研究中国文献与历史上的若干狭小的、困难的学术问题，是一种纯粹学术意义的研究，并不需要担负其他任何政治的、伦理的、社会的以及普及的任务。先生的这个概念，并不是创建，而是恢复，是遍考上世纪20年代以来的国学诸大家的全部活动和成果而得出的，然而这个恢复本身又反映了先生自己坚守终身的纯学术信仰。盖先生对近年以来，学术界逐渐热炒国学活动背后的庸俗商业操作或某些政治、伦理的导向极为反感，所以他借国学之历史研究，尖锐地批判倡导读经和儒学的媚俗学术。先生有数十年的被政治迫害的底层生活经验，所以他用坚韧和独立的复杂人格，排斥着学术上的虚伪和不端。先生对蜀学的解释，亦属同类。他对巴蜀文化的历史源头进行学术史料的辨伪，指出蜀学之兴始于汉代接受中原儒家文化之后，只不过带有自己地域文化的某些特点。他由此批评一些学者为了适应地方经济与文化建设的要求，盲目扩大“巴蜀文化”这个考古学概念，将神话传说当信史的行为。身为川中学者，先生显示出了纯粹学者的历史批判精神。又如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掀起了用西方诗学体系来检讨和建设中国诗学体系的热潮，有人为此全盘否定中国诗学的内在系统。先生对中国诗学概念的逐步形成进行了追本溯源的考证，发现中国诗学至上世纪20年代以前，已经由历代诗学家逐步建立了基本完整的体系。中国诗学的归属应该是中国语言文学下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分支，它已经是现代学科之一。先生此文，源于学界的一些争论，其鲜明而肯定的结论，对西方诗学概念纷扰下的中国诗学，有拨云见日之效。再如对俗文学的评价，北宋以来诸如小唱、诸宫调、话本、杂剧、戏文、通俗小说、时调小曲等文学形式是非主流的俗文学，不仅缺少一定程度上的文学价值，甚而杂有某些比较低级的淫谑成分。然先生却以新文化的眼光，见出它们代表中国市民阶层兴起以后市民们真实日常生活和普通情感的一面，因此认为这些市民文学中蕴含着反传统文化精神，属于中国传统文学的异质面；某些方面而言，表现了我们民族文化精神最有活力的一个部分，因而具有现代意义。先生理性历史的视角和文化批判的精神，造就了其国学研究中的人文价值和现代意义。 　　先生非常关注治学的方法。先生自谓早年在大学时期，就有意识地吸收西方近代理论和学术方法，并在其后的学术研究中接受了新文化运动者提倡的科学考证方法。这两者其实有共通之处。先生结合自己的学术习惯和学术优势，在理解和运用时更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特点。首先，先生有着鲜明的问题意识。学者能否发现学术问题，这是制约其学术成就的一个根本因素。先生这部《国学论集》所收论文，每一篇都立足于解决一个学术问题。他讨论国学，解决了国学性质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他讨论王国维纪念碑，解决了如何确定纯粹学术信仰，实现相对学术独立与自由的问题；他评述章太炎的学术思想与方法，解决了国粹主义的国学理念能否正确诠释国学的概念和内涵的问题；他对胡适国学新方向的研究，解决了近代国学研究应该如何在传统文化研究中定位的问题；他对胡适白话小说考证的研究，是想回答国学范围和外延的问题；他对古蜀史料辨伪，是要回答蜀学与中原文化的关系问题。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我们考察先生选择的学术问题，发现每每都是该领域的最高点和最核心的学术难题，这些难题一旦被解决，显然会将该领域的研究推向更高水平。其次，先生非常注意治学的视角。先生对每一种特定的学术问题，都有着机动灵活的考察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