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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科名崇拜、科名歧视与文学传播 　　摘要：两宋之时，科名之崇与文字之传有着内在的联系。一方面，在宋代崇尚科名的特殊时代背景之下，进士高第者，其作品的传播方式带有时效性、附着性与增殖性诸特点，故作品传播途径广，留存量大。另一方面，处于科名等级体系最底层的几类士人，如特奏名进士、诸科等，受科名歧视的社会心理影响，他们的作品若非当世闻人推重，常不为世所重，不为人所称，加之总体创作水准不高，故创作队伍虽大但现存作品却极少。宋人科名观与文学传播之间的关系，是研究非文学因素干扰与影响文学的一个典型案例。 　　关键词：宋代；科名；文学 　　中图分类号：D6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2）06－0041－O8 　　收稿日期：2012－06－28 　　基金项目：2010年度教育部人文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宋人行卷与文学”（10YJCZHll6） 　　作者简介：钱建状，男，安徽芜湖人，厦门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 　　科举取士系两宋官员选拔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在宋代的官员体系、人才结构、文化建设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这种分科取士制度，其考试科目包括甚广。宋之科目，有进士，有诸科，有武举。诸科之中，又分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明法等科。常选之外，又有制科、童子科、书判拔萃科、经明行修科、宏词科、八行科等多种。这些科目，在宋代士民的心理结构与价值体系中所处位置之高低与分量之轻重，很不一样，有时甚至悬殊甚大。于是，在宋代社会的心理结构中，出现了互为依违的两种元素，一种是以“状元崇拜”为代表的“科名崇拜”，一种是对诸科、特奏名进士等科名的歧视。宋人这种矛盾的科名观，对宋代文人的作品留存与传播产生了较为重要的影响。 　　一、科名崇拜、科名歧视的制度背景 　　自宋代以来，科举已成为寒士跻身官场、猎取爵位、施展抱负的最重要途径之一。“非是途也，虽孔、孟无由而进。”两宋时期，凡获科名者，无论是进士还是诸科，都有出官的机会。而“出官”就意味着俸禄与社会地位。宋代民间流行之谚语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士人登科取仕的热望与诉求，被表达得非常露骨，也非常形象。更有甚者，即或没有正式获得科名者，只要参加了这场科名的争夺，也享有一定的“特权”。“凡于科试，即预士流。”科名是甄别士流的最客观的标杆。而一旦获取“士”身份，权益亦随之而来。现存宋人史料、笔记、文集中，就保存不少因参加科举而享有一定特权的事例。胡铨《及老堂记》载：“应得解进士父母年八十以上，与初品官，妇人与封号。”这是因准科名而泽及父母的事例。蔡杭《引试判》：“胡大发特乡下一豪横耳，身为隅官，……本合徒断……内胡大发称是士人，习诗赋，遂当厅出给《讼终凶》诗引试……寻呈，奉台判，粗通，姑免勘断。”这是举子习诗赋而免于刑事处分之事例。据《宋会要》记载，宋代士人一旦参与科举考试，即可以获得一定的司法豁免权。凡于科试者，“即预士流，……自今贡举人但曾预南省试者，犯公罪特听收赎。”蔡杭的判词，是有一定的法律依据的。又，《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三载：“崇宁三年，凡州县学生曾经公、私者复其身，内舍免户役，上舍仍免借，如官户法。”这是因准科名而免身役之规定。至南宋高宗朝，政府进一步规定，得解人——即预南省试而落第之人，同其他有关官员一样，可以蠲免丁税和职役①，从而在制度上保障了乡贡进士的特权。 　　获“准科名”尚有利益可图，而身登巍科者，则其政治前途之光明，更是不难想见。宋人洪迈在其《容斋随笔》中就曾明确指出，科名与政治前途之间存在着极为紧密的关系：“国朝自太平兴国以来，以科举罗天下士，士之策名前列者，或不十年而至公辅。吕文穆公蒙正、张文定公齐贤之徒是也。及嘉祐以前，亦指日在清显。东坡《送章子平序》，以谓仁宗一朝十有三榜，数其上之三人，凡三十有九，其不至于公卿者，五人而已。……观天圣初榜，……五人连名，二宰相、二执政、一三司使。第二榜，王文忠尧臣、韩魏公琦、赵康靖公概连名……其盛如此。” 　　科举丰厚的回报极大地刺激了宋代士民参与科举的热情。据《御制辟雍记》记载，至大观二年（1108）正月，“如今天下被教养之惠，凡一十一万余人。”而至政和六年（1116）十一月，在学人数竞达二十万人。在这庞大的追逐科名的大军中，不乏仅为些许利益而滥竽充数者。政和七年（1117），给事中毛友又曾指出：“比守郡，见诉役者言：富家子弟初不知书，第捐数百缗钱，求人试补入学，遂免身役。比其岁升不中，更数年而始除籍，则其幸免已多矣。”将儒家传统所强调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完全抛到脑后，入学为士之目的仅为“免身役”。所谓人心所趋，唯利所在。科场也不例外。 　　科名的得与失，关乎人心之极喜极悲、大喜大悲。但这种喜悲，仍是表象。若透过一层，不难看出，隐藏在“科名崇拜”背后的实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