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与电影不解之缘.docVIP

宋庆龄与电影不解之缘 　　宋庆龄一生酷爱电影，甚至曾经想亲自经营电影事业，以发挥电影的教育功能。抗日战争期间，她领导保卫中国同盟组织过好几部以反法西斯和民族解放为主题的电影义演，其中有反映墨西哥争取民族独立的好莱坞电影《裘莱士》、有暗讽德国纳粹统治的卓别林电影《大独裁者》（也是好莱坞电影），她曾说这些影片是对“我们的事业的绝妙宣传”；中国福利基金会时期，她在美国米高梅电影公司的赞助下，举办过数场电影义演以募集儿童工作资金。 　　电影对于宋庆龄而言，不仅仅是她曾经的“工作伙伴”，更是她文化生活的主体。堪称是影迷的宋庆龄爱看外国电影，尤其热衷美国影片。当好莱坞电影被新政权逐出上海影院时，了解宋庆龄嗜好的陈毅市长对她进行了特殊照顾；“文革”初年，宋庆龄一年难得看上一部故事片，只是偶尔靠看新闻纪录片过瘾。一方面，她受到了把持电影业的江青的刁难，另一方面，她得到了来自周恩来总理的关心。“文革”结束后，中国电影重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宋庆龄十分高兴，她“热烈祝贺中国影坛百花盛开”。 　　热衷美国电影 　　宋庆龄的文化生活相当充实，她喜欢西洋文学，如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的作品，更喜欢古典音乐，爱弹钢琴，晚年还常打康乐棋。看电影则是她最热衷的一种休闲和娱乐方式，所看电影以外国影片尤其是美国影片为主，苏联和日本的电影她也爱看。宋庆龄反复看的电影除了上述《大独裁者》外，还有美国的《翠堤春晓》、《音乐之声》和苏联的《心儿在歌唱》等。美、日、苏三国是她曾经生活、学习和工作过的地方，音乐是她的爱好，反抗法西斯统治、实现社会主义理想是她的奋斗目标，这些也许是她一直喜欢这几部电影的主要原因。 　　孙中山在世时，宋庆龄同丈夫一起在上海莫利爱路寓所享受温暖家庭生活，身为影迷，她常常在家中组织放映电影，这种时候往往是卫士马坤大快朵颐的快乐时光。 　　宋庆龄从电影中得到快乐，也从电影中受到启发。她的战友杨杏佛曾携子杨小佛一起请她看苏联电影《生路》，那是一部描述俄国革命后苏联政府如何收容、教育大量流浪儿??，使他们成为有用的新人的影片，内容精彩，很感动人。电影散场后宋庆龄对杨杏佛说：中国将来也要这样做，使流浪者能改造成为新人。两人议论热烈，而且非常认真，以至于小佛认为：“后来孙夫人在中国福利会中兴建许多少年教育中心和后来为人称道的托儿所等，也极可能是受了《生路》的影响。” 　　1933年6月，杨杏佛遇刺后，宋庆龄对杨小佛非常关心，经常利用星期日约他到她家去吃饭聊天。吃饭时她会同小佛谈小说和电影，令小佛惊讶的是，她对美国电影明星非常熟悉，这使得他们之间有了不少共同语言。她曾经带小佛摸黑进上海大戏院，看美国娱乐片《梅蕙丝西行记》，小佛为此对她说要是早出来两分钟就不会摸黑了，宋告诉他：我们是来看电影的，不是让人家看我们的。 　　为了进影院看电影，宋庆龄曾有过几次尴尬经历。 1927年她在莫斯科时，有一次她去电影院看电影，在正片之前临时放映了她到达莫斯科的新闻片，大家都转过头来看她，她的害羞心理使她觉得非常不安，把手里的一块手帕都撕烂了，于是没等正片开映就离席而去。1937年五六月间，有一部苏联电影叫《予打击者以打击》，轰动一时。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邀请宋庆龄观看了这部电影。那天宋庆龄先到影院，请柬上注明的座位是楼座第一排。她泰然地坐在第一排座位上，其他的人还没有来。这时发生了一件事：上海大戏院有个英文讲得很好的苏联工作人员，他上楼看见一个妇女坐在第一排，便走过去对宋说：“这个地方是招待贵宾的，是不是请你坐到后边去。”宋庆龄反问：“为什么？”他说：“这里等一会儿有大使和中国朋友来。”宋未表明自己的身份便移坐到后面去。 　　宋庆龄爱看美国电影，但是1949年以后，上海新政权领导对上海电影业改造的最初行动，正是将好莱坞影片驱除出上海文化消费领域。1950年11月，上海巴黎大戏院职工张贴出“拒映美片”的大幅标语并向社会发出呼吁，全市影院起而响应，一切美国影片停止放映。好莱坞从此在上海文化市场绝迹近30年。 　　对此，宋庆龄没有公开抱怨过，反而是深知她嗜好的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考虑周到，单独为她做了特殊安排。1950年5月17日，陈毅为庆祝上海解放一周年约稿事致函宋庆龄，同时告知：“国营影片公司（即1949年9月成立的华东影片经理公司，地址在上海广东路50号大楼五楼，隶属中央电影局，负责上海及华东地区的影片发行——笔者注）已略有布置，存片甚多，美国片苏联片均有，如欲赐观，请电知即可准备放映。该公司放映场亦雅静不庞杂，钧座偕三四友人前往即可专门放映，不让外人参加亦可。又尊宅客厅亦可放映，每周一二次对该公司负担并不大，人员均青年同志，纯洁可靠，不必过虑，前一二日通知即可办到。”宋庆龄不久之前正好因文化生活匮乏而准备邀请好友王安娜去影院看正在公映的苏联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