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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国民“幸福指数”政府责任 　　摘要：文章介绍了幸福指数的内涵，并从经济收入、社会关系、社会公平和充分就业四个方面分析了幸福指数的影响因素，提出了政府在提高国民幸福指数上应担负的责任：力争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指数提高的和谐发展，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尽可能使社会资源的配置公平合理，将提高国民幸福指数纳入考核目标。 　　关键词：幸福指数；影响因素；政府责任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2)02-0069-004 　　 　　幸福指数是衡量人们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的综合性心理指标，是人本主义在当代心理学中的延伸。它是人们依据自己设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所做的整体评价，反映人的社会功能与适应状态。毫无疑问，幸福指数是体现人们主观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它虽然是个人的主观判断，但主观感受背后有客观的实践因素。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各级政府的作为直接关系到人们幸福指数的高低。本文拟从政府角度，探讨政府在提高国民幸福指数上应担负的责任。 　　 　　一、“幸福指数”的内涵与探索 　　英国的哲学家休漠曾经说过:“一切人类努力的伟大目标在于获得幸福。”对于很多人来讲,幸福是生活的主要目标之一。自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开始以来,人类社会经历了最快的经济增长,但人们自身所感受到的幸福水平并没有随着财富的增加而有较大的提高。这时，人们开始反思，GDP这样一个指标能否反映社会的全貌。在这样的情形下,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领域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衡量社会幸福度的诉求,幸福指数由此应运而生。1972年,不丹王国提出了国民幸福指数(Gross National Happiness,GNH)的概念,从经济增长、环境保护、文化发展和政府善治四个方面来落实。经过40来年的实践,这一衡量体系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许多知名的机构和学者都开始了对国民幸福指数的研究。 　　如果说GDP、GNP是衡量国富民强的标准，那么国民幸福指数可以说是衡量国民幸福感的标准。国民幸福指数与GDP、GNP同样重要。一方面，它可以监控经济社会运行态势；另一方面，它可以了解国民???生活满意度。近年来，法国、英国、日本、荷兰等发达国家都开始了国民幸福指数的研究。英国创设了“国民发展指数”，考虑社会成本、环境成本和自然资本；日本开始采用一种更强调文化因素的“国民幸福总值”；荷兰、瑞典、挪威和丹麦等欧洲国家则在儿童中推行“幸福教育”，并将其纳入了国家研究计划；法国总统萨科齐也已责成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对这一问题展开研究。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关注到国民幸福指数的研究。2006 年，胡锦涛主席访美，在耶鲁大学发表演讲时，明确提出“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与幸福指数”；2009 年，由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晓灵领导的中国民生指数课题组，开始致力于“中国人幸福观调查”。[1] 2010年底，一股“幸福”浪潮又悄然在全国范围内兴起。在“十二五规划”中，主基调就是“调结构、促转型”，将过去实行的强国战略转变为富民战略，大力发展民生，让老百姓在未来5年甚至更长一段时期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接着，全国各省市也积极响应。重庆市将体现百姓幸福指数的基尼系数列入了“十二五规划”，广东省将“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写入了“十二五规划”，安徽省在“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加强社会建设，提高人民幸福指数”。在2011年召开的合肥市第十次党代会上，明确提出了建设“幸福合肥”的概念。特别是在2011年2月27日，温家宝总理在与网民交流时，将“幸福”解读为“让人们生活得舒心、安心、放心，对未来有信心”。政府满溢的“幸福”热度让全国人民为之激动。 　　二、“幸福指数”的影响因素 　　１.经济收入。关于幸福指数影响因素的研究中，经济收入与幸福的关系历来备受关注。早期的研究认为，收入与幸福指数呈正相关。收入的增加会提升幸福指数，增强幸福感。生活在富裕国家的人们比生活在贫穷国家的人们相对更幸福；高收入群体的幸福指数普遍比低收入群体要高。 　　但在近年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收入和幸福指数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 一般来说，较高的收入能够给人们带来更多的物质享受，带来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更强的生存能力。但是在很多情况下，较高的收入却往往满足不了人们的非物质需求，让人感觉到失望无助。Dienner等人的研究认为，个人收入水平与幸福指数仅在贫穷国家呈现高相关。[2]收入只有在满足人们基本需要的基础上，才能提高人们的幸福指数。近年来我国经济虽然取得了迅猛发展，但我国目前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李艳玲、程晔等人的研究证实，[3][4]收入对我国居民而言仍有着重要的意义，成为影响我国居民幸福指数的一个重要因素。 　　２.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