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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术在唐宋敦煌大众生活中意义 　　摘要：敦煌文书中保存了不少数术文献。数术作为一种对现实命运的把握和对未来命运的预测的知识与技术，指导并影响唐宋之际敦煌大众的社会生活。数术中以阴阴五行为核心的宇宙观念、宇宙的自然运行和人生祸福相同一的观念、由此决定的秩序观念，以及厌劾祠禳之术，成为敦煌大众知识与思想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对敦煌的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数术所表达的知识与思想及其对敦煌大众的影响，是在长期历史发展中不断传承的结果。 　　关键词：敦煌；数术文献；唐宋；大众生活 　　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12）02-0066-07 　　收稿日期：2011-11-1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2009JJD770020） 　　作者简介：杨秀清，敦煌研究院研究员，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兼职教授730030 　　一、问题的提出 　　敦煌文献《伍子胥变文》中，讲到伍子胥与其姐辞别之后，遂即南行，“行得廿余里，遂乃眼瞤耳热，遂即画地而卜，占见外甥来趁。用水头上攘（禳）之，将竹插于腰下，又用木屐倒着，并画地户天门，遂即卧于芦中，呪而言曰：‘捉我者殃，趁我者亡，急急如律令！’子胥有两个外甥子安、子永，至家有一人食处，知是胥舅，不顾母之孔怀，遂即生恶意奔逐。‘我若见楚帝取赏，必得高迁。逆贼今既至门，何因不捉？’行可十里，遂即息于道旁。子永少解阴阳，遂即画地而占，见阿舅头上有水，定落河傍；腰间有竹，冢墓成荒；木剧（屐）倒着，不进傍徨。若着此卦，必定身亡。不复寻觅，废我还乡。子胥屈节看文，乃见外甥不趁，遂即奔走，星夜不停。”变文中的主人公虽说是战国时期人物，但从变文的时代及在敦煌地区传播的情况来看，至少说明自晚唐以来，占卜、解梦已作为日常生活的常识，指导并影响敦煌大众的社会生活。《伍子胥变文》中所提到的占卜、解梦，在中古时期都属于数术范畴。此外，在其他敦煌文献中，也有不少关于数术知识在实际生活中运用的例子。基于此，我们必须重视数术在唐宋敦煌大众社会生活中的意义。 　　笔者是基于以下考虑强调数术在大众社会生活中的意义的：（1）唐宋时期敦煌大众的信仰与思想世界是非常复杂的。从敦煌文献中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至少在晚唐五代时期，在敦煌大众的思想与信仰世界里，他们既信仰佛教的诸神，也相信道教、祆教、景教、摩尼教神仙，同时还崇拜其它各式各样的鬼神；他们既按照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着自己的行为，也用阴阳占卜来指导自己的生活。如P.3135《四分戒》卷末题记：“乙卯年四月十五日弟子索清儿，现为己身忽染热疾，非常困重，遂发愿写此四分戒一卷。上为一切诸佛诸大菩萨及太山府君、平等大王、五道大神、天曹地府、司命司录、土府水官、行病鬼王、疫使、知文籍官、院长、押门官、专使可嗌官，并一切幽冥官典等，伏愿慈悲救护，疾苦早得痊平，增益寿命。所造前件功德，唯愿过去、未来、现在数世已来所有冤家债主，各领受功德，速得生天。”另有s.980、P.3668、北图致字28号、藏字48号《金光明最胜王经》卷末题记、日本龙谷大学藏《妙法莲华经》卷六题记等，再结合P.4640《己未——辛酉年（899-901）归义军衙内破用纸布历》中的有关祈赛活动，就能看出晚唐五代时期敦煌大众复杂的信仰世界。（2）考古材料的发现，改变了人们对古代思想世界的认识，也启发我们思考数术在唐宋时期对敦煌大众生活的意义。尤其1970年代以来的考古发现，改变了人们对古代思想世界的认识。特别是其中的数术文献，使我们了解了“古代知识体系的一个侧面”，和“思想的另一种形式的历史”，从而将数术纳入思想史的视野。如简牍中的《日书》，正是当时普通大众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知识之一。敦煌所出数术文献，更多地反映了数术已成为唐宋时期指导敦煌地区普通大众日常生活的重要知识。（3）研究表明，唐宋敦煌地区的数术文献，有不少是依据敦煌地区的情况编制的，这使我们有可能以敦煌地区为个案来探讨数术在唐宋敦煌社会生活中的意义，以及敦煌文化的地域性特征。 　　鉴于以上原因，本文试图从思想史角度，探讨数术在唐宋敦煌社会生活中的意义，特别是对于普通大众的意义。 　　二、敦煌大众的生活观念与数术所表达的内容 　　对于唐宋时期的敦煌大众来说，家族兴旺，子孙繁衍，个人升迁，五谷丰登等等，正是其人生目标，也是他们的生活观念与普遍想法。而敦煌数术正是帮助他们实现这些目标的知识与思想。当时敦煌大众对数术的认知，也主要在于对现实命运的把握和对未来命运的预测。 　　《唐六典》卷十四“太常寺”条记载：“凡阴阳杂占，吉凶悔吝，其类有九，决万民之犹豫：一曰嫁娶，二曰生产，三曰历注，四曰屋宅，五曰禄命，六曰拜官，七曰祠祭，八曰发病，九曰殡葬。”这里提到的“决万民之犹豫”的九个方面，是唐政府允许普通大众使用的占卜术，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