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期广西“狼兵”“狼人”历史考察.docVIP

明代中期广西“狼兵”“狼人”历史考察 　　本文从明中期桂西士兵东进大藤峡地区建立武靖州的进程去考察“狼兵”、“狼人”之称出现的历史过程，认为正是由于桂西土司独特的内部组织、明中期大藤峡地区的动乱，以及官府对桂西土兵的定位及使用策略，在士兵与大藤峡地区的“民”和“猺乱”的政治经济关系中，“狼”由桂西土著山民而成为军事组织的类目、社会身份的标签，并逐渐成为一种族称。“狼兵”或“狼人”的出现，实际上是明代中期广西地方动乱、土司势力和王朝户籍赋役制度三者错综复杂关系的缩影。 　　关键词：明代　广西　土司　狼兵　狼人 　　作者唐晓涛，女，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地址：南宁市，邮编530006。 　　众所周知，在明代边政和治乱中，包括抗击“南倭北虏”的重大战事，广西“狼兵”作为中央朝廷频繁征调的武装力量，都扮演过重要角色，诚如《明史》所言：“东南有急，辄调用狼兵”。然而，“狼兵”究竟如何能够成为明朝倚重的武装力量，“狼人”又如何成为这一特殊群体的族称，至今仍是扑朔迷离、莫衷一是的谜题。罗香林在1933年撰写的《狼兵狼田考》一文中，据同治《苍梧县志》所记“以其出自土司，故日士兵，以其有头目管之，故日目兵，又以其多狼人，亦日狼兵”而认为“狼兵以狼人得名”。稍后(1938年)，徐松石在其名著《粤江流域人民史》中竭力论证“僮族”为岭南土著，他通过追溯“僮”在史籍上的各种别名，进一步指出“狼兵”乃广西西部僮人的一种，其言日：“明代广西西部良僮应募为兵，称为狼兵，于是狼人又再次散布于两广，因其文化较低，且曾变乱，所以称之为狼。”按徐先生的看法，所谓“狼兵”，实则就是“良兵”，只因文化较低和叛乱的经历，才被称为“狼”。 　　值得一提的，还有学者从语言学上对“狼”溯源。他们推测“狼”是操粤语的人群对被称为“恳内鼻”的桂西土著称呼的音译。按其所言，“恳内鼻”是指居住在石山包围的平地或凹槽(即山弄)的人，“山弄”在南壮方言读为1ungz或Iung、lungi、lungh，与“狼”的粤语发音十分接近。笔者也注意到，壮语的“洞／峒”有两种读音，一为d6ng，指较宽阔、有水田的地区，一为r6ng，指较狭小、无水田、周围是山的地区。“山弄”与“洞”的第二种解释无论从读音或从指称地区都很近似。而宋元文献均将桂西土酋的军事力量称为“洞丁”。因此，这些居于“山弄／洞”中的山民被征调为“洞丁”后，都有可能以其“善于爬山”的特点而受人瞩目，或如马、许二人所言，因征调于粤方言区而由“鼻兵”、“洞兵”而被称为“狼兵”。不过，两者之间的对应关系，尚需更多证明。 　　综合而言，在以往的讨论中，“狼”是作为追溯华南百越民族源流的一部分被加以讨论的。与其说研究者关心“狼兵”或“狼人”得以产生和发生变化的历史，毋宁说更倾向于判定这一人群的族属。正因为如此，徐松石在1963年时将自己的前述说法修改为：“恨兵”是大良僮应募为兵后的称呼，大良是广西西部僮族的分支，有特殊的部族颜色——黄色，良或偎即僮语黄色之意。徐先生所作的修改，明显体现出其更多用心于判断“狼”的族属。至于说，究竟是什么样的政治经济背景促成这些“文化较低，且曾变乱”的“良僮”应募为兵并“散布于两广”，以及散布定居过程与“狼人”族称定型化的关系等等，却被徐先生忽略而过，而后世学者的讨论也多语焉不详。笔者通过考察明中期朝廷大量征调桂西“狼兵”东进大藤峡地区平息“猖乱”、建立武靖州土官衙门的前后史事后发现，“狼兵”或“狼人”的出现，实际上是明中期广西地方动乱、土司势力和王朝户籍赋役制度三者错综复杂关系的缩影。因此，本文着眼于此，不仅期望能为“狼兵”的渊源提供一更具说服力的历史解释，也力图展示出明代国家军政秩序在大藤峡地区推广和变化的重要侧面。 　　一、“狼兵”之出现：明中期桂西士兵东进 　　明朝桂西士兵的渊源是宋元时期桂西的洞丁。南宋范成大记述在静江府任上所见羁縻州洞的情形时称，土酋既拥有世属的家奴、家丁，又管辖被称为提陀的“民”，并从中选取强壮者教以武技，称为田子、田丁，田子、田丁与家丁总称为洞丁。洞丁是土酋的军事力量，具有兵农合一的特质。元代，桂西的武装力量被保留下来。明初桂西土司归附后，朝廷基本完整地保留了这些军事力量，并通过设置土卫、土千户所对其加以利用，最初是为了以夷制夷，只限于在桂西代替官军驻防本地。之后，永乐皇帝大规模用兵交趾，遂在广西与交趾边界的思明府、太平州和田州的坡垒、丘温、隘留三处增设土卫所，由此，朝廷对桂西士兵的使用遂超出了驻防本地的目的而被调往动乱地区屯驻。 　　笔者已有的研究表明，明朝桂西土司地区的内部组织结构有别于内地，其以“城头／村”作为基层单位，土官和头目直接管领部民，部民亦兵亦民，当国家征调时，土官土目按“田”派兵，部民自备粮饷出征。这种兵农合一的组织结构下，土官和土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