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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鄂东家族性庙宇经营与管理 　　摘要：明清时期，鄂东地区存在着一种被称为“家庙”的庙宇寺观，庙主是宗族，他们与住持的僧道人等之间形成了类似于当代的股东与职业经理人的关系。理想状态下，宗族拥有庙宇及其庙产的所有权，庙宇住持的主要职责是看管庙宇、管理庙产，并为山主提供神祗信仰、祖先祭祀等礼仪方面的服务。由于现实利益的关系，二者间时常发生纠纷。在此情况下，宗族通过订立契约以及打官司等手段，逐步加强了对庙宇的控制。 　　关键词：家庙；寺观；宗族 　　众所周知，家庙制度是祭礼的重要内容之一，作为供奉祖先神位、祭祀祖先的场所，家庙是宋以后，尤其是明清时期祠堂的直接源头。不过，在明清时期的鄂东地区还存在着一种被称为“家庙”的庙宇寺观，黄梅《程氏籍梅志》即云：“这里所说的家庙，不属祠堂，而是庙宇。它既寓有为祭祀程姓享有爵位的祖先，但主要是为方便周边族属中的信徒。正名是寺观，供奉是偶像，操持是僧人、道人，施主是周边所有信徒。只是为程姓所聚置。故日‘家庙”。 　　这种家族性的庙宇，引起了学者们一定程度上的关注。对于这一类型庙宇的起源，常建华先生指出，“唐宋之际，宗族制度的转型融进了佛教，突出地表现在佛寺成为宗族祭祖的场所。此种情形一直延续到清代。同时，宗族与道教也有类似情况的发生。”常先生还详细地梳理了家族性庙宇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表现形式，这其中似乎隐含着一个从南北朝时期的坟旁设置寺院向明清时期寺观立祠的演变趋势。明清时期的鄂东地区，众多宗族的祠堂与家族性庙宇的建筑相毗连，以及部分的家庙兼供祖先牌位等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常先生有关明清时期寺观立祠的论断。 　　明清时期，众多的南方地区同样存在着类似的家族性庙宇。日本学者臼井佐知子通过对徽州文书的研读，指出在明清政府出于顺利进行统治的需要，以及当时地理性、社会性流动频繁等多种因素的驱使下，徽州地区人们的宗族意识不断强化，“人们对于（家族性）寺院的修缮，与其说是人们对佛教自身的信仰，不如说是出于对祖先所做的善行，子孙后代应该继承这一认识”。 　　以上???者们的研究，为我们勾勒出家族性庙宇的发展状况，厘清了明清时期各地区家族性庙宇的众多面相，提供了进一步讨论该问题的基础。然而，对于作为庙主的宗族与家族性庙宇的住持群体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学界尚措意无多，而这一问题涉及到这些家族性庙宇的经营与管理等方面的具体运行实态，以及这些庙宇在人们生活中的意义等方面的内容，可谓寓意匪浅。因此，本文拟通过明清鄂东地区家族性庙宇的区域性研究，来就上述问题加以讨论，以期深化我们对于这种家族性庙宇的认识。 　　一、家族性庙宇的创建与招僧住持 　　明清时期鄂东地区的家族性庙宇有属一个宗族所有的，有属几个宗族所共有，亦有属于宗族内某一个房头单独所有，而且有些宗族还会拥有几座，甚至于几十座的庙宇。这些庙宇有创自前代，其后属宗族所有者，如蕲州白崖寺：“在治北百四十五里，唐时僧白崖飞升处，今为梅氏香火”，亦有创自明初者，如黄冈夏氏家庙五显庙的创立：“洪武初年，岁在戊申（1398），我始祖和甫公自江右会稽郡迁移至此，而夏家畈始著焉。公素好善，敬天地，礼神明，乃建立五显庙于其间，后之人乐得作文以记之。”不过，大多数的家族性庙宇的创建时代，是在明代中后期至清初。民国乡贯罗田的方志学家王葆心对本族所拥有的庙宇进行了考证： 　　吾族明代诸先人施产以崇奉释氏者，其风甚盛，大都起于中叶以降，盖士大夫由心学炽而渐以归心大雄，初非流俗邀福利者可同日语。且匪第吾罗田一隅有之也，大湖以北皆有随风而靡之势，观王奔州氏为蕲州顾氏祠堂记可见矣。其言日：“楚俗号称朴啬，其民淫于外鬼而略于祀先。蕲之大夫藉先人遗，饶什一之恩，迄无所偿，施之丛林之社，而奈何靳其一椽于先人也。”此可觇尔时风尚之端，实起于大夫以及中人之家。今试一检方志，则寺观之崇创于明季者，比比也，清初犹沿此俗。故吾族之舍田立庙者，盛于明而下逮康熙之世，以后则少概见焉。在这段考证中，王葆心阐明了明中叶以降至清初，是整个鄂东乃至湖北地区建立庙宇较为集中的时期，并且他还对这一现象从思想史的角度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这些庙宇的创建者多为个人，王葆心即云：“吾族在明代多喜立庙，人清代多喜结集神会。惟立庙多出一人，独割产为之，神会则合本地附近同族及他姓人为之。此可见一时风气，即可觇全县风俗。”类似的例子在鄂东各县甚多，毋庸赘举。那么，这种一人所创之庙宇何以会演变为家族性的庙宇呢？是否如臼井佐知子所言，仅仅是因为祖先的善行，子孙应该继承这一种原因呢？ 　　一般而言，庙宇的基址多由创建者提供并出资兴建，使得庙宇在修建之初便与创建者建立了紧密的联系。更为重要的是，大多数情况下所捐的庙产亦由捐建者本人及后裔承纳赋役，黄冈《靖氏宗谱》在记述本族翔云庵时，便说：“古翔云庵，在淋头畈吴帝山，今名吴帝堡，系九世祖握符公所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