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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与徽商商业教育 　　19世纪末，在欧洲的文化舞台上，活跃着一位留着长辫子的中国人。他频繁出入于欧洲外交界和文化界的沙龙，成为政治杂志的封面人物；他还用法文创作了多部作品，是第一个在西方获得巨大成功的中国作家。在中学西传的历史上，辜鸿铭、林语堂也只能瞠乎其后。他就是晚清的外交官、曾朴的法文导师——陈季同。 　　陈季同曾撰写过《中国的商业教育》一文，该文阐释了一套非常成熟的观念，即中国从来没有系统的专门的商业教育体系，中国人的商业教育只是一种商业从业人员的内部技术培训和内部运行规则的适应与遵守，是一种职业附加的规则导向，而很难成为一种登大雅之堂的学术研究与实践探索。 　　陈季同的这套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人的商业意识，事实上，即使百年后的中国现代教育体系中，商业教育仍是一个国民教育体系中比较模棱两可的系统。虽然各式商业中等专业学校、商学院、商业高等专科学校林林总总，可是这样的专业院校、部系的教育重点往往向两个方面倾斜，要么是往金融理论、金融政策法规教育上靠，要么是往商业发展史、贸易理论、贸易政策法规教育上靠，总体来说都是一些纸上的名词演练与概念速成，离真正的商业观念教育及在此基础之上的商业专业实务操练相去甚远。 　　那么，中国的商业教育真的就是数百年来这一副模样，毫无专业性与系统化吗？在儒家世俗伦理与近代资本主义的交互影响下，近现代中国的商业教育体系究竟有何变化？不妨从我们熟知的“晋商”“徽商”人手，探究一下那些陈季同尚未触及的商业教育微观领域，获得一些关于中国商业教育未知的经验与认识。 　　晋商与徽商是中国明清时期具有典型意义的商业团体，他们凭借地缘优势，以政府政策为依托，抓住时机，建立起各自的商业帝国。但是，在相同社会背景和国家产权保护的情况下，自然地理环境和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导致了两大商帮在经营理念、用人机制、价值取向等方面选择了不同的路径，在用人机制（即人力资本）的选择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这种人力资本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即代表了不同商业教育观念体系下的运营理念。 　　人力资本是包含人才选拔和通过上学、集中培训、在职培训以及“干中学”等方式所形成的、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和经验等无形资本存量的综合。对于一个商业团体而言，人力资本同其他物质资本一样，要考量的是其投入和产出及其二者之间的关系。在人力资本的投入方面，晋商与徽商的相似之处颇多，譬如都非常重视人员的选拔和培训工作，但侧重点却各有不同。 　　首先，晋商对经理人的考核主要针对其宏观把握局势的能力。著名晋商李宏龄经营以“蔚丰厚”为龙头的票号达40年之久，先后担任过蔚丰厚票号北京、上海、汉口等分庄经理，他认为经商似同作战，每次战役的成败往往决定于作战思想和策略的正确与否。李宏龄的经商思想，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有整体、全局观；二、对待主顾的信义观；三、掌握行情，灵活行事；四、改换码头要先收放观；五、不断扩展业务观。李宏龄在其《同舟忠告》一书中强调：“经理聘用之前，先由财东对此人进行严格的考察，确认其人有所作为，能攻善守，多谋善变。” 　　而徽商更强调经理人的理财能力，对备选人的财务管理能力要求甚高，即所谓“举资负授诸掌计者，坐受成”（《太函集》卷三十七。明代出身于安徽歙县商贾之家的汪道昆通过科举入仕，做到了南京工部主事、北京户部江西司主事、兵部职方司主事等职。他写成的《太函集》因论述有大量徽商的商业经营理念，而被后世的徽商们奉为经典）。此外，工于心计和节俭自律也是徽商选择经理人的标准之一。徽商后代、清代经济思想家王茂荫在《条奏部议银票银号难行折》中就说：“以商贾之道言之，大抵能创一肆守一业者，其人必工心计，习俭勤，且旦夕以身入其中而又知人而善任，非是则败。” 　　其次，晋商、徽商均通过实践锻炼来提高从业者的素质，在使用过程中通过培养考核来选拔人才，但二者在选才范围上存在差异。晋商选人主要以同乡为主，条件近乎苛刻，没有通融的可能。李谓清《山西太谷银钱业之今昔》载：晋商选拔人才，“年龄必须十五以上，二十以下，身高须满五尺，家世清白，五官端正，毫无残缺，语言辩给，举动灵敏。须仪态大方，习于礼貌，不惮远行者方为合格”。这则规定，几乎是一道为希望接受商业教育的人所设置的铁门坎，一些基本的“前商业教育”阶段所要求的基本素质，在此成为前提，再一次得以重申和强调。也由此可见，商业教育本身就是一种高端教育，关于为人处世的儒家原则是先于商业教育之前即需必备的素质，商业教育不提供但必须有这些前提素质。 　　而徽商选用人员大多来源于同族。一方面注重考核个人勤苦、谦和、忍耐、变通、俭朴、知义理方面的素质；另一方面也要顾及家族的利益。《茗州吴氏家典》载：“族中子弟不能读书，又无田可耕，势不得不从事商贾，族众或提携之，或从其他亲友处推荐之，令有恒业，可以糊口，勿使游手好闲，致生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