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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之外的核电 回顾核电工业建立历史，日本核电专家总是感慨，“在日本想建个核电站太不容易了”。日本无疑是核电领域技术最领先的国家之一，但这并不足够。既然放弃核电不是一个有效选项，日本政府就不得不学会体谅人们对核电的恐惧、学会对公众坦诚，以及尊重每一个反对的声音。 20世纪60年代日本核电上马，50年代就已为核能立法 鉴于日本对丧失能源供给近乎疯狂的恐惧，它放弃核电的可能性几乎为零。那么，让核电“合法化”又如何呢？与复杂的核电技术相比，一纸立法看似简单，实则很不容易。已是世界上核电在建规模最大国家的中国，就至今没有一部针对核电监管的法律。 福岛发生事故后，日本至少能举出包括1955年的《原子能基本法》和《产生原子能灾害后采取的措施》等4部有关法律。日本国会早在1954年就通过了第一笔核电预算，但第一座核电站1963年才正式发电，此间政府不断遭到民间反对，不得不着手为核电安全立法。切尔诺贝利事故之后，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曾收紧了核电的标准，可是20多年来，这些标准还是自愿性质的。国内立法之所以重要，则在于其“垫底”作用：万一真有事故发生，至少能够依法找到责任人和开展赔偿程序。 东京电力承认曾“篡改”核电数据，日本核电产业一度陷入信任危机在亚洲，医生有时候会因担心患者痛苦而隐瞒癌症，但若隐瞒核电安全状况，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人们对核电作为电力来源的信心丧失，往往是由运营商或政府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