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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汉翻译中悖论的发现及理解 摘要：英汉翻译过程中，一直存在着译文应该靠近源语还是目的语的问题。本文通过举例，发现在笔译活动中，译者通常选择靠近源语；而在口译活动中，译者则选择目的语。通过这一对比，提出相悖之处，进而解释产生原因，并对翻译理论作出进一步理解，在文末对该悖论作结。 关键词：源语；目的语；笔译；口译 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与世界各国，尤其是和以英语为母语或第二语言的国家交流日益频繁，而英语和汉语的双向翻译活动，帮助克服了沟通过程中语言差异的障碍，发挥了巨大的纽带桥梁作用，并且受到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 翻译活动，从表面来看，是一种语言转换过程，它涉及到两种不同的语言，一方是源语，即译出语（SourceLanguage），另一方是目的语，即译入语（Target Language）。翻译活动的完成以源语和目的语两者之间“意”和“形”双层次的成功转换为标志。在中国，翻译理论的相关研究可追溯到清朝末年，当时的著名翻译家严复先生完成了《天演论》的翻译工作，书中的“译例言”简摘如下：“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尚达焉。……《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天演论—译例言》。 短文中，作者提出了翻译的三个理论标准：信，达，雅，这为后来的翻译工作者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石，也从此打开了近现代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大门。然而当时的翻译工作局限于书面文章翻译，即笔译，该三标准的理论指导意义更具有笔译倾向性。而在笔译的实践过程中，存在这样一个顾虑———翻译是该靠近源语还是要靠近目的语的问题。一些人认为译文应该靠近源语，因为原文包含了其独特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历史积淀。如果靠近目的语，会丧失掉原味，更有甚者，认为会惯坏读者，最终使他们变成井底之蛙，目光短浅，无法吸收外域文化的精髓。面对这种说法，长期从事翻译理论和教学的叶子南硕士给予了正面驳斥，他认为“介绍源语文化不应该以牺牲译入语表达习惯为代价，因为靠近源语的译法总是会生成很多不符合译入语习惯的句子。真正想通过语言了解外因文化的话，有必要鼓励读者学外语，读原文，因此翻译的基本方法应该主要是向译入语靠近，尽量发挥译入语的优势”（叶子南2008）。 根据上述观点，在英译汉过程中，我们的笔译便应靠近汉语。以英语上的被动语气为例，加以说明：A dialect is known by every linguist in the room. 有一种方言是被在座的每一位语言学家所知道的。 如果简单机械地照英语习惯翻译的话显然无法消化被动语气，译文显得生硬。不符合汉语习惯，如果按照靠近译入语的原则重新翻译，则变成“有一种方言是在座的每一位语言学家都知道的。”“被”动意义暗含其中，更容易为汉语读者接受。 如上所述，在笔译理论中，我们选择了靠近目的语的翻译原则，而口译中是否也承认并应用该原则呢？众所周知，口译是一种实践性很强的活动，它具有即时性，信息来源和传递渠道的多层次性及口语性等特点。西方口译研究始于二战后的50年代，随着各种国际组织的大量兴起，对快速有效的语言转换产生了巨大的需求，口译训练和研究开始起步，而中国在该领域的认识和探索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发展水平明显滞后于西方，自身的理论研究不足，缺乏科学的科研方法。目前，我国流行的口译理论是法国的释意学派理论。达尼卡·塞莱斯科维奇是其创始人，她认为“口译不仅是听懂词语，而是通过词语听懂说话人所说的话，然后立即用易懂的话把它表达出来。因此，口译并不是把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而是理解语言然后再用人们能够理解的方式表达出来传达给别人。翻译的优美和意义正在于它始终是沟通表达和理解的桥梁。”（陶友兰、鲍晓英2008）具体来讲，口译大致分为三类：陪同翻译、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在实践过程中，译员同样面临着这样的问题———译文在靠近源语和靠近目的语之间的取舍。《实战口译》一书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示例：英文原文：Our aim is to co-ordinate our efforts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to integrate the activities of other donors. 偏向中文：我们的目的是竭尽全力，并协调好其他捐赠国的活动。 偏向英文：我们的目的是尽可能地直辖市我们的努力，并统合其他捐赠者的活动。 解析：照顾中文习惯的译文较照顾英文的中文顺畅，但容易在语气、轻重和含义上与英文原意有偏差。中英文表达法完全对应的情况不多，通篇一概照顾中文习惯，就会积少成多，量变到质变，从总体译文上较多地偏离英文原文（林超伦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