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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台湾作家杨逵的文学主张 　在”文学是人生的反映“创作思想指导下，杨逵以创作剖析社会问题，以文学践行自己的文学观，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杨逵文学主张的论文范文，欢迎阅读查看。 　一、引言 　作为“台湾新文学lsquo;成熟期rsquo;与lsquo;战争期rsquo;最重要的作家之一的杨逵(杨贵，1905-1985)，一生著述活动颇为活跃，其间虽因政治因素而屡遭牢狱之苦并为此耽搁了创作时日，虽也因对政治失望而自1962年后作品数量锐减，但始终没有中止过文学创作活动，即使是在被囚禁12年的漫长岁月里，也笔耕不辍。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写作生涯中，留下了厚重的12本文集，无论在小说、散文还是戏剧、诗歌等方面都有所建树。体裁虽然不一，而强调文学与思想、与社会改造联系在一起的追求却呈现出一致性，并贯穿于其创作始末。在《杨逵全集》中《，书信集》是唯一一部收录了杨逵给家人友人书信的集子。它既记载了绿岛十年与妻子儿女的心灵对话，也实录了获得自由后与友人的坦诚交流;它既是文坛老兵为经济所累凄苦生活的剪影，也是”压不扁的玫瑰花“昂扬向上精神的生动彰显，同时，也透露出了杨逵的文学观点，并与其文学创作形成互文现象. 　法国学者茱莉亚middot;克里斯蒂娃(JuliaKristeva,1941-)认为，任何一个文本都是对另一个文本的吸收(absorption)和转化(transformation)，由此提出了”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概念，即任何一个文本都是在跟现在的或以前的众多文本的对话中形成。可见，文学本身就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合成有机体，任何一个文本的意义都可以在与其它文本(包括历时的与共时的)的交互指涉中不断被阐发。英国学者艾略特(ThomasStearnsEliot,1888-1965)也认为，一个文本的意义可以依据它与整个现存秩序的关系加以评断。 　本文即以杨逵的《书信集》为研究文本，通过对杨逵在1954-1984年间给家人友人书信的细致阅读，寻找反映杨逵文学观的蛛丝马迹，并与杨逵其它时期的文学主张进行互文性印证，从而揭示其文学主张的长期一致性与相对系统性。可以说，他力主的”文学的人生反映观、文学的社会功用观、文学语言的大众观“等三个主张构成了他”三位一体“的文学观，并成为杨逵文学之路一以贯之的创作追求。 　二、“文学是人生的反映” 　论及作品的题材，杨逵多次强调现实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基础，强调文学的写实性和观察社会、认识社会的重要性。这点在他给孩子与友人的信中时有涉及。 　1959年12月19日的信中说：文艺是现实人生的写照，不是幻想，对于自己，对于社会，都应有深入的观察、体会，才能有成就。 　1957年9月，在与长子交流时强调：文学是人生的反映，人生又这么复杂，我们不但要在文字上用工夫，更要认识人生社会的奥秘。 　1960年7月22日，为长子指导写作时认为：写些现实观察，可以促使观察的深入，也可以把零碎散乱的经验和知识整理成有条理的。为了加深了解人生，处理人生，也很有益处。与之相应的，对那些脱离现实的作品，杨逵持不以为然甚至是反对的态度。1966年2月7日论及武雄的创作：他确有文学之才，但生活偏奇，与现实生活脱节，所表现的很多我们都看不懂。这是否是文学的正路，我很怀疑。 　作家通常是属于时代的，尤其是日本统治台湾期间，几乎没有一个小说创作者的精神气度，不受政治环境、文学思潮的影响。当我们回首杨逵的文学创作之路，探索其文学观形成的原因时，发现”文学是人生的反映“的观点形成有其一定的社会历史和文学的必然因素。 　1.社会历史因素 　一个人的人生经验必定会影响其世界观的形成，而个人命运又往往与时代风云、民族遭际紧密相连。时代、民族的烙印深深刻在杨逵成长的步履上。杨逵1905年出生，其时，距离签订辱权丧国的《马关条约》刚刚过去十年。在这一社会历史环境中成长的杨逵如同其它殖民地人民一样，在屈辱中成长，也在屈辱中觉醒。尤其是9岁那年发生的”西来庵事件“--日据时代台湾汉民族最后一场武装抗日行动。行动的惨像引发了杨逵强烈的仇恨之情，也形成了他在文学里一以贯之的价值判断。 　在日据时代，杨逵一直不懈地坚持抗日爱国运动，虽先后被捕十次，亦绝不屈服，绝不退缩。”我是到咽下最后一口气亦不向日本的蛮横低头“.强烈的民族意识也促使杨逵在日据时期后三十年的生活和创作自觉地与人民的斗争紧紧联系在一起。当一次次的反抗遭到血腥镇压，无法实现赶走殖民者的愿望时，一如鲁迅寻求的”文学救国“之路，通过文学手段达到启蒙和宣传、教育的作用是当时台湾知识分子们在大陆五四新文学启发下寻找到的一条民族自救新路。 　1924年杨逵离台赴日，虽有逃避父母包办婚姻的原因，也有扩展思想领域的愿望和为寻找民族出路的历史责任。刚到日本，过的是半工半读的艰难生活，不仅使杨逵深刻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