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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刑赏”之法探析 　　商鞅是先秦时代早期法家著名代表人物，也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他围绕 “农战”所制定和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不仅使秦国实现了 “富国强兵”的目标，也为秦国后来统一六国夯实了基础。商鞅制定和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之所以能被贯彻落实并取得成效，靠的是“刑赏”的推动，而 “刑赏”则是 “法”得以实施的重要手段。换言之， “法”既是具体的法令、政策，也是商鞅政治思想的理论核心或核心理念，又是 “农战”和 “刑赏”的内在规范。因此，在法哲学视角下审视并反思商鞅之 “法”①的含义和目标，有助于理解商鞅政治思想的要旨，并为当前的法治中国建设提供借鉴。 　　一、商鞅之 “法”的含义 　　 　　《商君书》中，有关 “法令”、 “法制”以及 “法”的表述非常多，比如： “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1]131; “民众而奸邪生，故立法制为度量以禁之”[1]130,“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1]144; 等等。从基本语义层面分析，商鞅所描述的“法令”、“法制”和 “法”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法律、禁令。商鞅所制定的一系列有关农战的奖惩措施，就是比较具体、明确的法律、禁令，如 《垦令》中颁布的 20 条垦荒法令。同时，商鞅对“法”也有明确的定义，即 “法者国之权衡也”[1]83.这一概念从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层面道出商鞅之 “法”的含义，即 “法”不仅是一种理想的治理国家、组织社会、建立秩序的政治原则、路线和方略； 而且又具有 “使法必行之法”的深层意涵---制定相应制度以保障 “法之必行”并最终实现天下大治。正因如此，商鞅所主张之法律的规范性、公开性、公平性、通俗性等特征[2]42-44才得以凸显，他的一系列政治原则、路线和方略也有了可以实施或实现的载体。 　　（ 一） 政治思想层面的含义---使 “法之必行” 　　 　　在政治思想层面，商鞅之 “法”指的是一种理想的治理国家、组织社会、建立秩序的政治原则、路线和方略，体现了商鞅系统而完备的法治思想理论。较之基本语义层面上的 “法”,政治思想层面上的 “法”更能凸显商鞅政治思想的特质。在 《商君书》中，商鞅将其表述为 “缘法而治”[1]130、“任法而治”、“以法相治”[1]137、“垂法而治”[1]61等，意指依靠法律的强制性和规范性来约束臣民乃至君主，达到国富民强的目标，并最终实现天下大治。就此而言，商鞅之 “法”是对《管子》“以法治国”①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即 “以法治国”作为商鞅之 “法”的深层结构，其含义主要是： “明主治国，惟法是视，不仅要立法创制，而且要坚守法令度量，做到动无非法，依法赏诛而不阿贵不遗贱。”[4]2亦如有学者所言： “法家政治哲学，有一个共通的原则，便是认定 法#39;为一切之规范，为治国之张本。” 　　[5]4同样，在政治思想层面商鞅之 “法”也以此为 “张本”,并通过 “法的统治”将其实现。 　　政治思想层面的 “法”,即商鞅的法治思想包含了 “以法为治”, “生法者君也”, “法之必行”,“救世、富强、致治、尊君”等四大互相关联的要义。[4]8其中，“法之必行”是商鞅法治思想的关键； 无此，即使有法可依，也难以实现 “救世、富强、致治、尊君”的政治理想。那么，商鞅如何使 “法之必行”呢？ 　　其一，要使 “法之必行”,必须使所颁布的法律、禁令取得公众的充分信任，即具有公信力。 　　商鞅认为， “法在推行和严格执行过程中是一个严肃性、权威性和有效性的诚信问题。这是迈向rsquo;法治最为关键的一步，因为这事关法律的威慑力。一旦身处上层的权贵破法不罚，身处下层的民众就难以建立起对新法和国家的信赖”.[2]43《史记·商君列传》中记载商鞅 “徙木立信”的故事正说明这一点。同时，商鞅也道出了新法乃至国家获得公众信赖的重要性， “民信其赏则事功成，信其刑则奸无端”[1]82; “夫民力尽而爵随之，功立而赏随之，人君能使其民信于此如明日月，则兵无敌矣”. 　　其二，要使 “法之必行”,必须保证所颁布的法律和禁令完全公开、通俗易懂。商鞅主张公布成文法，并在 《定分》篇再三强调其 “法”要 “明白易知”; 同时，又主张 “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为天下师”,以利于法律、禁令的普及，使妇孺皆知。因此， “圣人立天下而无刑死者，非不刑杀也，行法令明白易知，为置法官吏为之师以道之，知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而皆以自治也”.[1]146可见，完全公开、通俗易懂的法律、禁令，不仅是 “法之必行”的前提，也是实现万民自治的基础。从秦国 “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6]71可以看出，普法教育的确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效果。 　　其三，要使 “法之必行”,必须坚持法的公平性。商鞅将法的公平性视作 “壹刑”,也就是司马迁所称的 “不别亲疏，不殊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