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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杨宪益和霍克斯《红楼梦》两个译本看文化对翻译的影响 　　一、引言 　　传统上看,翻译是语言形式的转换,是把一种语言的形式和状态转换为另一种语言的形式和状态。随着翻译研究的深入发展, 众多学者又将翻译与文化、生态等学科联系起来。王宁(2005)根据其一贯的文化翻译立场,语言完全可以当做文化和信息传播的一种载体,而考察和研究文化的翻译问题则正是将语言学的经验研究和文化学的人文阐释及翻译文本的个案分析结合起来的有效尝试。 在当前全球化的大语境下,翻译的形式和内容也应当发生相应的变化,而对翻译的研究也要摆脱狭窄的语言文字层面的束缚,对传统翻译学进行新的文化构建,将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有机结合。 在他的另外一篇文章中,王宁(2013)认为翻译在当今时代的一个重要作用就在于对全球化时代的不同文化进行重新定位。 他认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多样性大大地明显于文化的趋同性, 应该说,这正是这种文化的定位和重新定位的一个直接后果。 　　因此在这方面, 翻译一直在扮演着一个主导性的角色:在各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充当一种协调者和翻译者的角色。 从这个层面看,翻译是以语言转换的形式在传播文化,在这其间,翻译当然不可避免地受到文化的影响,从而更好地去传播文化。 　　本文作者以文化翻译的理论为框架,以《红楼梦》英语译本为研究对象,探讨分析文化对翻译产生的重要影响。 　　二、《红楼梦》英语译本简介 　　从历史上统计,《红楼梦》的英语译本有两个全译本是大家广为熟知的:一个是中国著名的翻译家杨宪益与其夫人戴乃迭(英籍中国文化学者)在 1974 年完成的 A Dream of Red mansions,另一个是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和约翰·闽福德(John Minford)的 分译合成本 (霍克斯翻译了前八十回,闽福德翻译了后四十回);这两个英语译本都较完整地用英语展现了《红楼梦》这部中国古典文学巨著的风貌,但在语言处理和翻译策略上,杨宪益译本和霍克斯译本又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主要是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两位翻译家所采用的方式不同,翻译文本所产生的效果也有不同。本文作者从文化翻译的角度出发,结合分析两个英语译本,来探讨文化对翻译的影响。 　　杨宪益先生学贯中西,在中国语言文化和英语语言文化方面均有非凡造诣。他以毕生精力为中西文化交流尤其是推动中国文学文化走向世界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翻译的过程中,杨先生主要考虑如何把自己民族的文化较完整地呈现给英语世界的人们,因此他采用较多的翻译方法是直译。他非常注重翻译的准确性,也就是在不脱离文本本身的前提下,去考虑译文的通顺及优美。 近百年来,英语世界具有无所比拟的文化力量,中国文化却是相对弱势,英译中作品大多采用直译手法,中国读者的语言和文化习惯几乎完全被忽略。 而中译英作品少之又少。 为了对世界传播中国文化,杨宪益先生做出了重大贡献。 他和夫人合译的《红楼梦》就处处体现中国文化的鲜明特征。王宁(2013)在文章中说道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世界两大语言(英语和汉语)的发展趋势也有了一个大转变和大发展:英语作为全球化语言依然在全世界流通发展,而汉语也逐渐被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和喜爱,从全球英语逐渐发展为全球汉语,中国文化也越来越为外国人熟知。 　　而作为热爱中国文化的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斯, 在 1948 年至 1951 年曾在北京大学做研究生,潜心研究汉学。 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他在中国同事吴世昌的鼓励下着手翻译《红楼梦》时,在英语世界里,《红楼梦》还没有一个完整的译本。 而且当时已有的节译本中存在许多翻译错误。 在这种环境下,霍克斯辞去牛津大学的教职,花费十年光阴,潜心翻译《红楼梦》。 　　虽然霍克斯的中国文化和红楼梦文化造诣极深,但他毕竟是以英语为母语的英国人,他更理解怎样通过翻译让英国人很好地去了解红楼梦中展现的中国传统文化,他的译本有着浓浓的英语文化影响的痕迹。 　　三、从杨宪益和霍克斯两个译本看文化对翻译的影响 　　刘宓庆在其所著《文化翻译论纲》(2006 ,修订本)中所阐述的文化翻译理论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文化翻译的方法论。文化翻译方法论有三个基本原则:(1)文化适应性原则。文化适应性问题是价值论的组成部分,也是一个表现论原则。 文化信息的表现应该适应目的语的文化现实和发展之所需。 (2)科学原则。 文化翻译表现论科学原则的基本要义是实事求是。(3)审美原则。 “就文化表现而言,审美判断是极其重要的任务,也可以说具有成败攸关的意义。 ”(刘宓庆,2006 :245)下面来看几个《红楼梦》翻译的例子,以此分析文化对翻译的影响。 　　(1)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红楼梦》第 6 回)译文 a:Man proposes, heaven disposes.(杨宪益,戴乃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