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和解制度检察权运用.docVIP

刑事和解制度检察权运用 2002年以来，北京、上海、浙江等地的司法机关对公诉案件适用刑事和解制度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积累了一定的司法实践经验，2006年以后，更多的司法机关在尝试运用刑事和解制度处理一些轻微刑事案件。刑事和解代表着一种全新的司法理念，它所体现的恢复性司法理念是西方新兴的一种刑事处理方式，目的是恢复犯罪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伤害，使犯罪人改过自新、回归社会，它对犯罪人不是简单地视为异类，而是在司法工作者的主持下，在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进行沟通和交流，求得被害人谅解，从而确定犯罪发生后的解决方案。在全球法律文化交流加速和国内和谐社会建设的背景下，刑事和解制度也开始进入我国刑事法学者和立法者、司法者的视野，刑事和解这一全新的纠纷解决模式已经悄然形成，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之际，刑事和解制度呼之欲出，但与此不相适应的是现阶段对刑事和解的理论研究相对滞后，对刑事和解的主体、定义、具体程序设计等方面存在诸多的争论，本文拟对刑事和解制度与检察权的运用作粗浅的探讨，以作为引玉之砖。 一、建立刑事和解制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对社会和谐的认识不断深化，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地位，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标志着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思想，完全摆脱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桎梏，从以斗争哲学政治观为主转变到以和谐哲学政治观为主，这一转变必将对刑事的立法、司法行为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为确保在刑事司法领域做到司法公正，真正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加强社会和谐的司法保障，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完善诉讼、检察监督、刑罚执行、教育矫正、刑事赔偿等一系列的战略构想。各级司法机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实践中积极开展了对刑事和解制度的探索。 1、社会矛盾的特殊性和现实性是催生刑事和解制度的决定因素。从政治的角度看，社会矛盾可划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从对事物发展变化影响的强度上划分，社会矛盾可分为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社会矛盾普遍存在，并且不是一成不变，而是总是处于运动发展变化之中，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表现出时代性特征。在人类历史的发展长河中，战争与犯罪对社会关系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是社会矛盾的主要形式和内容。新中国成立前后，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和捍卫新生政权，是当时的主要社会矛盾，并且是冲突非常剧烈的敌我矛盾，在生死存亡之际，客观上要以斗争哲学为指导，坚持“一分为二”的方法论，认清敌我，采取极端的斗争方式严厉打击敌人和犯罪行为，以巩固新生政权。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以来，在和平建设年代，我们所面临的任务是，要以和谐哲学观为指导，坚持“合二为一”的方法论，凝聚人心，团结力量，求同存异共同发展，加快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步伐，并非要重建一个新的世界。社会的主要矛盾已不是敌我矛盾，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不可否认，现阶段刑事犯罪范畴内的敌我矛盾依然存在，表现为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犯罪、反人类罪、黑社会性质犯罪、反社会罪等，某些时候可能表现得非常尖锐，但绝不是主要的犯罪表现形式，除上述几种特定的犯罪以外，其余的大量犯罪行为均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范畴内的犯罪时，刑事和解制度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选择，适用刑事和解制度契合了“盛世用轻刑”的法律文化传统思想。 2、刑事和解制度蕴含了诸多的法律价值。刑事和解理论基础由恢复正义理论、价值平衡理论、叙说理论等组成。与恢复正义相对应的是传统刑罚制度中的报复正义，报复正义坚守的是有罪必罚，强调国家权力在打击犯罪行为中的擅断，排斥当事人个人意志对国家权力的干扰和影响，突出在宏观上对犯罪行为所破坏社会关系的保护，较少注意到在个案上的价值平衡，现行刑事法律中没有将加害人对被害人的赔偿情况作为法定情节，而只是作为酌定情节，从一个侧面揭示出报复正义的理论内涵。恢复正义理论认为，犯罪破坏了加害人、被害人和社会之间的正常利益关系，恢复正义的任务就是在三者之间重建这种平衡，旨在重塑一个和谐社会，体现了“个人解决冲突”与国家权力之间的价值平衡，提升了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刑罚不再是实现正义的唯一途径，强调在实现正义过程中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正义的评价标准不是有罪必罚，而是被加害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是否得到及时修复。刑事和解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充分彰显了刑事法律的正义、自由、秩序、效率价值。 （一）公平正义价值。刑事和解制度坚持的是以人为本，以保护被害人的利益为核心，同时兼顾到加害人的合法权益。对加害人处以刑罚，带给被害人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慰藉，使被害人因犯罪行为而遭受的损失得到有效及时的弥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