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实行难的影响因素.docVIP

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实行难的影响因素 　　理论界普遍认为，无罪推定原则是由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首次提出的。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为了抨击刑讯逼供和有罪推定，贝卡利亚写道:“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为罪犯的。只要还不能断定他已经侵犯了给予他公共保护的契约，社会就不能取消对他的公共保护。” 　　自此以后，无罪推定原则逐渐在西方国家确立起来。20世纪以来，鉴于两次世界大战给各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以及对人权的蹂躏践踏，人权保障的呼声在世界范围内日渐高涨。无罪推定原则顺应这一历史潮流，以人权保障为核心原则和价值取向，逐渐成为现代法治国家在刑事司法领域乃至宪法领域一项重要原则，也成为国际公约的一项重要原则。 　　1996年和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据此，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我国确立起了无罪推定原则。但主流观点认为，该项规定所针对的是法院的定罪权，虽然该原则确实“吸收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合理成分”，体现了无罪推定原则的一些基本要求，但并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无罪推定原则。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无罪推定原则贯彻实行的结果差强人意，冤假错案层出不穷。无罪推定原则为何在中国实行如此之难?除了立法的原因外，“无罪推定原则的贯彻是有赖于其他的法律原则和制度的适当配合和支持的。我们不应当机械地将它看成一个孤立的东西，而应该将它和一切有关的法律原则和制度联系起来观察理解。” 　　总的来说，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实行难受到以下几个深层次因素的影响: 　　一、指导思想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 　　1．关于“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 　　1954年我国第一部宪法诞生，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开始启动。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会议提出“要逐步系统地制定完备的法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在此背景下，1957年由最高人民法院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草案)》完成，其中的第5条规定:“被告人在有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以前，应当假定为无罪的人。”这一体现无罪推定核心思想的草案，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审核通过。就在这一年，“整风远动”和“反右运动”开展，无罪推定由一个学术问题迅速上升为政治问题，并受到彻底批判。 　　批判者认为，无罪推定原则是资产阶级的毒瘤，危害极大。“我们刑事诉讼法的基本理论应该是:从有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出发，紧紧地在党的领导下，发挥公安、检察和法院三个专门机关的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统一对敌的作用”。 　　无罪推定原则成为学术上的禁忌，沉寂了20余年，一直持续到1979年。在这一年，有学者呼吁:“学术上的是非问题，只能通过学术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也有学者呼吁应将无罪推定原则的合理思想吸纳到正在制定的刑事诉讼法中。然而，1979年的刑诉法并未规定无罪推定原则，相反，却体现出典型的有罪推定思想，如将犯罪嫌疑人称为人犯。 　　1997年我国刑诉法进行修改时才出现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合理规定。但这一规定，即使在立法者看来，也不能认为就是无罪推定原则。1996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的顾昂然明确表示:“封建社会采取有罪推定原则，资产阶级针对有罪推定，提出了无罪推定，我们坚决反对有罪推定，但也不是西方那种无罪推定，而是以客观事实为依据。” 　　在中国开始社会主义法制建设40余年后，无罪推定原则仍被冠以“姓资”的帽子，未能彻底地从政治问题变成学术问题，意识形态方面的禁锢从根本上制约了无罪推定原则在中国的实行。 　　2．关于“唯物”还是“唯心”的论争 　　在该问题上，主流观点认为无罪推定原则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表现。因为在尚未确认嫌疑人是否有罪之前就认为其无罪，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而实际上绝大数嫌疑人最后被证明是有罪的。 　　另外有部分学者从程序正义的角度发表观点，认为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要经法院宣判，在此之前，不能认为其有罪并且还要保障其相应的权利。然而由于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这部分坚持无罪推定原则的学者最后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观点，并做出检讨。在“姓资”还是“姓社”问题的讨论下，“唯物”还是“唯心”问题的出现是必然的，其结果也是必然的。无罪推定原则的实行从而也面临着方法论问题上的巨大障碍。 　　二、国家政治体制、机构设置方面的原因 　　1．立法体制问题 　　卢梭认为立法权是国家的心脏。纵观我国的立法现状，问题突出表现为三个方面:立法统一性欠缺，立法宽泛和立法部门化。首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律法规大量增加，加之立法技术的原因，法律与法律之间、法律与司法解释之间经常发生冲突。其次，改革开放之初彭真同志提出“立法宜粗不宜细”的立法理念，这一理念对我国后来的立法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所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司法权侵蚀立法权。粗疏的法律面对日益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无力应对，这为司法解释的介入提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