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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史学路径与时代的关系 　　自晚清以来，伴随着“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学术开始由传统向近代转型。在这一进程中，中国新史学开始酝酿、发展，一大批学术大师应运而生。其中，吕思勉是一位值得高度关注的史家。他被誉为“史学四大家”，却长期为人所忽视，作为一位“默默枯守，不求闻达”的学人，旧学之厚为世所公认。 　　然而，吕氏成就的取得并非孤恃旧学，靠枯守户牖而成。可以说，外在的“时势”时刻激荡着他，他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从来没有外在于新的学术思潮之外。而发端于“五四”，兴盛于 20 世纪 20 年代的“整理国故”运动，正是这么一个对其学术发展具有转折性意义的思潮，吕氏的学术理路受其拉动，并在内外交织的紧张与调整中，走上了新的研究道路。近年来，对于吕思勉史学的研究，已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但将其放置在具体的学术思潮之下，详尽考察外在时势与内在理路之间的互动、发展，尚有阙如。为此，笔者以“整理国故”运动与吕思勉史学之间的关系作为切入口，希望通过具体探研，既明晰吕氏史学路径与时代之关系，更由此管窥中国史学及史家在学术转型中所遭受的挑战与机遇。 　　一、 新史家的成立: “由旧入新”与“整理国故”运动 　　罗志田说: “( 吕思勉) 大致是近代学术由旧转新的过渡人物。”“过渡”与否可先存而勿论，但“由旧转新”的确是吕思勉学术的重要特征，或者进一步称之为“由旧入新”，当更为准确。因为“转新”是一趋向，“入新”则已达目标，毫无疑问，吕氏是已经进入了近现代学术场域的史家。王家范称其为: “新史学旨趣实践会通第一人”，这是足以当之的。考察吕思勉的史学成就，可以发现如下的事实: 以 20 世纪 20 年代为界，吕氏此前的研究虽已向“新史学”靠拢，尽力“趋新”，但依然“旧”有余，“新”不足; 然而，自 20 年代以来，吕氏开始大踏步前进，日渐透现出“新史学”的气派，直至构建出宏通渊深的学术境界。要言之，此时段为吕氏史学的一大分水岭。如果说此前还往复徘徊于新旧边缘，至 20 年代，他终于完成了“入新”，标志着其已成为新时代的史家。这期间，对其产生深刻推动力的是“整理国故”运动，正是在这一运动的影响下，吕思勉积极投身其间，学术面貌为之一新，吕氏的“由旧入新”之途也终于得以打通，这是他成为新史家的重要条件。 　　吕思勉治史是从青年时代开始的。据其自述: “自二十三岁以后，即专意治史矣。”此年应为1906 年，在吕氏学术道路上有一件标志性的事情，那就是，他第一次读遍了二十四史。而这一工作的完成，来自向屠寄( 字敬山) 问学之后。吕氏学术受多种因素影响，但授业之师为两人，一是少年时代授其经学的丁桂徵，另一则为授其史学的屠寄。 　　据吕氏自己的讲述，他从 15 岁开始读《史记》，然后渐次读其他正史，21 岁随屠寄学习后，“始读辽、金、元史，并将其余诸史补齐”。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所谓 23 岁“专意治史”，实应由师从屠寄算起，因为此前的读史，“都是当作文章读的，于史学无甚裨益”。应该说，师从屠寄后，吕氏才开始有意识地读完了二十四史，更重要的是，明确了初步的史学研究意识。 　　然而，以此作为吕思勉史学研究的起点，至 1920 年止，足有 15 年的时间，在这 15 年里，吕氏虽然进行了一些史学研究，但自评甚低。在吕氏晚年的《自述》中，老先生对于自己一生的学术进行了总结，列出 15 部代表性著作，它们皆为 20 年代“整理国故”运动兴起之后的著述。至于此前的史学著作，竟无一语及之。此外，吕思勉一直有作史学札记的习惯，学界一般公认: “吕先生治史是从撰写读史札记入手的。” 　　他曾表示: “半生精力所在，不忍弃掷。”这是吕氏史学的基石。然而，在1915 年的一篇文章中，吕思勉披露，他曾对 1905 年以来摘抄的大量资料，以火焚之，理由是，其劳神而无用。“不忍弃掷”之物竟决绝烧之，须知在许多年后，他在史学方法中特为推崇这种“史钞”，此种表现实反常态。更值得深思的是，摧烧者为 1905 年以来的资料，它们正是从屠寄问学，并确立“专意治史”阶段以来的产物，吕氏何以会如此呢?这些必须从学术心态上作分析。翻检吕氏诗文，可以看到，20 年代之前，在决定“专意治史”之后，吕氏不止一次地自哀自怜，如他 30 岁时，在一首赠诗中这样说道:今日悔昨非，未必今皆是。……忆昔识君时，我年才廿四，意气各豪雄，顾盼轻一世。勋业讵足论，浮云太虚耳。忽忽三十年，乃无立锥地。 　　这首诗所表现的情绪是十分悲观彷徨的，不仅是“勋业”不能建立，居然认为自己连立锥之地都没有，这非常不符合他自信甚至自负的个性。要理解这种情绪，就必须明白在吕氏心中何谓“勋业”，到底指向何方? 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勋业不是政治上的，而是学术上的追求。在晚年的《自述》中，吕思勉告诉我们，民国建立之初，他本有多次从政当官的机会，由于自己对此“甚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