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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秩序和社会管理冲突与融合 （作者:___________单位: ___________邮编: ___________） 1对我国农村社会管理问题研究的若干认识 目前国内对农村社会管理的研究颇多，一些学者通过梳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管理机制认为，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所发生的转型，改变了传统农村社会管理机制实践的基础，促使农村社会管理处于不断变迁之中。中国农村社会的管理机制可分为四个阶段：①传统社会的管理机制，这是一种单向度的社会整合，在由士绅进行管理的农村社会，完成社会管理的整合机制是礼俗，而不是科层体制中的法律与法规；②20世纪初至1949年前的管理机制，这个时期政治整合突起与社会整合削弱；③1949至1978年的管理机制，这个时期是单向度的国家政治整合；④改革开放以来的管理机制，政治整合的松绑与社会整合的重启[2]。很多学者认为，在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管理是依托儒家道德文化及地方村规民约实现农村社会的有效整合，近代以来随着社会变迁，传统农村社会管理机制发展变化。如孙立平认为，在传统中国国家政权并未下沉到乡土社会之中，农村社会的管理是由士绅阶层来完成的。而这种社会管理仅仅是地方层次上的社会整合，它依托民间自生的、非政治性的手段实现着社区内的整合，以维持社区内的基本秩序[3]。贺雪峰认为，在传统中国，农民通过对村落的认同实现农村的稳定，但是这些合作与认同阻止了国家与农民的联系，站在国家的角度看，中国农民是一个个宗族村落为沙粒的一盘散沙。五四运动以来，启蒙话语和现代法律精神，对传统中国社会秩序的维系机制以几乎彻底的摧毁。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理念深入农民内心，农村社会逐渐地由一个熟人社会转变为半熟人社会，传统的价值观被金钱诱惑力所打碎，地方性的传统和文化，被一个扩展的市场导向和消费导向的大文化所取代。非正式制度缺乏了生长空间，传统乡村秩序被打破[4]。夏周青认为，传统中国农村是与国家政权相疏离的社会自治共同体，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的全面深度介入，传统的家族组织被瓦解，农民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被纳入全国政治生活之中，弱化了农村内部的横向联系和认同感。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地区逐渐成为国家规划性制度变迁的产物，现行农村管理体制，既承担着村民自治的功能，也承担了部分国家行政的功能。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农村社区实现了多功能的整合和集聚，仍然带有传统社会的痕迹，正面临着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5]。对于当前农村社会管理存在的问题，钟涨宝认为，基层政府是农村社会管理的绝对主体。明显已经“行政化”的村民委员会并未充分扮演村庄社会管理者的角色,农村社会管理主体的单一，造成农村社会管理不及。在转型期乡村社会内各个体与组织的分化加剧，农村社会的分化使得农村社会管理机制亟待更新，当前农村的社会管理体制仍为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强政府—弱社会”的静态社会管理体制,农村社会需求的变化与农村社会管理陈旧理念之间存在冲突，农村社会风险的增加考验着农村社会管理机制的危机应对[6]。在此状况下，亟需改革和创新农村社会管理。关于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路径，一些学者认为，要推动农村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化，革除城乡二元体制，确保城乡统筹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加强农村法治建设；建立与我国农村实际相吻合的道德规范体系和整合机制[7]。以上学者从历史的角度，理清了农村社会管理机制变迁的脉络，提出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构建现代农村管理体系是农村发展的必然选择，但是我们不难看出，农村社会的变迁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对于传统农村乡村秩序与现代农村社会管理体系之间的关系，以往的文献涉及的很少，这正是本文需要探讨的内容。 2转型中的传统乡村秩序 社会生活的秩序化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内在需求。社会秩序指的是人类社会中社会关系与社会行为的制度化与规范化；是人们从生产生活中创造出来的，用以指导和协调人们的行为、相互关系、维系共同生活的行为方式与准则。从静态角度讲，社会秩序是指社会系统的内在结构与模式，体现着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和协调性；从动态角度讲，社会秩序是指社会系统运行过程中的表现形式，体现着社会运行的规则性与连续性[8]。维系社会秩序的一类为正式制度，一类为非正式的制度。在本文中，传统乡村秩序指的是长期以来在农村社会形成的，以非正式的制度为基础的，基于传统血缘、地缘文化的传统乡村规范。从内容上看，传统乡村秩序包括传统的习俗及地方性的乡村法规及传统的伦理道德文化。在传统农村社会，中央权力很难有效延伸至乡村，以自治为特点的农村地缘和血缘组织，宗族组织逐步成为维持农村基层社会秩序的决定性力量，以相对自主的地方性规范形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内生村庄秩序[9]。传统农业社会是建立在农业生产基础上的熟人社会，体现了农业文化环境下人与人之间遵循的互动规则以及人与人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