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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朝贡体系和条约体系角度看中日近代关系 国际法学院09级6班 朱林沨（2009301263） 摘要：日本是中国的重要邻邦，在近代史上与中国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日本近代史上有着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转折就是明治维新，明治维新标志着日本开始全面迈向近代化道路。这也包括了日本外交上的近代化转变步入了条约体系。中国作为传统东亚文明的核心在历史上建立了朝贡体系的国际关系模式，并且中日关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的是“朝贡”，随着西方文明的侵入，新旧国际关系体系的冲突伴随着近代中日关系，本文将从朝贡体系和条约体系的演进对中日近代关系做出分析。 关键词：朝贡体系 条约体系 中日近代关系 中华文明是四大文明中唯一延续至今的文明，在古代以及近代的前期，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的思维模式上一直采取了“朝贡体系”的方式。朝贡体系，是自公元前3世纪开始，直到19世纪末期，存在于东亚、东南亚和中亚地区的，以中国中原帝国为主要核心的等级制网状政治秩序体系。常与条约体系、殖民体系并称，是世界主要国际关系模式之一。。但是日本和中国在古代的关系又十分密切，日本文化毫无疑问受到中华文明的深刻影响。中国长期以来都是日本的文化母国，中国数千年来所建立和倡导的朝贡体系的世界观在日本文明中也有着重大的影响，以至于日本在近代化改革成为东亚唯一的强国时，甚至在亚洲试图建立以日本为核心的新型朝贡模式。 对应于朝贡体系的条约体系，是欧洲各国在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中得到确立的近代外交体系。近代外交体系是建立在西方的基本价值观念之上的, 包含势力均衡、主权平等和武力扩张三大原则。其文化核心是基督教思想, 主张文化的整体性, 因而具有强烈的排它性, 对异文化要么整体接受, 要么全盘排斥, 不存在中庸立场。在前近代中国社会, 中国的对外关系是以依儒教王道思想而设计的华夷体系。两种截然不同理念产生的外交理念，随着西方列强东侵不可避免的发生了冲突。在1840年以前的传统时代中，中国和日本基本是以朝贡体系进行的交流，不论日本是否为中国的藩属国，它作为东亚的一员都不可避免的成为了朝贡体系的参加国。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变化中日两国采取了不同外交取向进行应对。 日本的外交转型 在进入近代外交体系之前，日本长期游离于朝贡体系。自汉朝到隋朝，倭奴国基本臣服于中国的王朝，接受中原王朝的“册封”，以本国处于中原王朝的边缘自认。但在接受中原王朝的册封表示臣服的同时，日本逐渐对于其周边的弱小民族自称“中华”用“蛮夷”的眼光看待他们。日本进入圣德太子的改革之后，和隋朝的关系中是坚持平等态度，拒绝册封和朝贡。但基于现实向中国学习的考量又不得不想中国派遣了大量遣隋使和遣唐使学习先进而强大的中华文明。一方面日本想要和中国进行平起平坐摆脱中国作为“天朝上国”的压力，另一方面，日本确也深深的沉迷于中华文化中的册封，也想建立属于自己的册封制度。从明至清，日本长期对中国保持了一种独立甚至是不惜孤立自己的态度。 日本近代化的开端，无疑是以日本“开国”为起源的。1853年代表美国政府的佩里带领四艘军舰驶入了浦贺港，逼迫当政的江户幕府违背了锁国政策接受了外国政府与之进行交往的请求。在此之后，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由于殖民主义带来的国家危机，迫使日本的有识之士进行了倒幕运动，推翻了幕府的封建统治，确立了以明治天皇为核心的改革政府，于1868年开始进行了一系列国家的深刻改革，大步的向近代化国家转型。日本已经在观念上摆脱了东亚传统文化对他们造成的影响。在看到原本的文化母体中国在面对欧洲列强的软弱无能后，日本已经清楚意识到从前“天朝上国”的优越性都已经荡然无存，这也就说明日本必须打破原有模式向西方转进。他们在完成国内统一后，一方面通过一系列的修约活动，摆脱与西方国家的不平等地位：另一方面日本也已经学会了按照西方的逻辑来与朝鲜和中国开展外交取得与西方列强同样的权力。最终日本上提出了“脱亚入欧”的总体性战略 1871年，日本为了达到最终和朝鲜建立外交关系以及征服朝鲜的目的，和中国签订了《中日修好条约》。这一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签订的平等条约。这个条约的签订意义更在于，中国旧有的朝贡体系已经开始瓦解，东北亚地区正逐步建立起一个条约体系下的国际秩序。日本和中国通过这一条约，建立起了近代的国际关系。 中国缓慢转型以及与日本所产生的矛盾 中国作为东亚文明圈的母国，自古就创立了朝贡模式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国长期以“天朝上国”自居，四周的藩属国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的上贡对中原王朝表示臣服，中原王朝则赐予他们大量的财富，他们的国王都必须经过中国王朝的册封才能确立合法的统治地位。这种模式基本是一种“家天下”在宏观的体现。从这种体制中，中国数千年来一直获得了极强的民族优越感。这使得中国在面对来犯的西方列强时，对他们是不以为然的。依旧将西方国家视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