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辨会,雷锋精神发言稿.docVIP

雷锋精神：关于信仰，激励与形式 自始至终，中国人的脊梁还是挺立着；中国人的良知还是在闪光。这就是中国的希望。雷锋精神的核心可以概括为奉献精神、钉子精神、螺丝钉精神和艰苦奋斗精神，但几十年来让我们记得最清楚的是奉献。其他的精神可以为了自己，做到并不困难；可是说到奉献，说到让一个人去把自己的力量拿出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正值雷锋日，生活中充斥着各种报道，褒贬不一。我不想再拿一个个事件来列举；我要采取一种理性的分析方法，分析中国人的心理，分析整个过程中的逻辑过程，分析可能的优化方案。这次思辩会使我们静下心来：不是去批判社会，而是反思自己。 关于信仰和精神空虚 我认为雷锋问题说到底不是道德的问题，而是信仰的问题。做好事，终极目的不是为了把它当成机械的程式，而是为了一种心灵寄托。就是说，我心里有一种力量，一个声音呼唤着，控制着，要求我去帮助别人，不要逃避责任。如果我不去做，心里会愧疚，会感觉违背了什么，感觉自己不在是完全纯洁的人；而这样的后果便是自己会成为污秽的人，会受到惩罚。 我们目前是以马克思主义、以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为信仰的。它会使我们为之奋斗，为之热血沸腾，但不会使我们为之恐惧或者更确切一点，是敬畏——它让我们前进，而不是有所止步。使我们停下来反思的是党组织的具体活动和制度，比如先进性学习，表彰和处罚。 可是以现在的实际情况来看，尽管有对先进党员的报道表彰，有感动中国的宣传，百姓还是对贪污腐败的各级官员、对难以压制的三公消费、对特权阶层和权力利益固化更关注，更揪心。因为前者离我们的生活太远，而后者却会虽说影响到自身利益，对我们构成危害。中国的社会心理就是这样：总是对威胁更关注，对直接影响到自己的话题更关注。 我又联想到西方基督教新教影响下的社会。人性的丑恶面，对权力、名声、金钱的追求在哪里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西方慈善事业以及社会捐助发展确实在我国之上。我想从一个角度来解释，而这其实是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详细阐述过的：基督教新教发扬了选民说，同时把上帝的能力扩大到察觉人心任何罪恶的地步。这样，为了避免受到惩罚，为了享受成为选民的荣耀，西方的资本家们践行着苦行主义式的生活方式 我们现在对善良的漠视，就是心里没了信仰，无所恐惧，无所寄托。甚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逐渐成为极少数弱者自我安慰时才采用的心理暗示，因为我么看到的是善没有善报，而恶却常常逍遥。 传统社会里除了佛道等宗教信仰者，还有侠客和书生成为社会的道德楷模。而在现代社会，侠客已不能拥有治安权，书生呢？书生以往何以凭借孝廉，凭着好的名声而得到重用，除此之外，读书知道民国之前是神圣的。中国读书人会成为将来的才子、官员或者士绅，具有极高的社会名望。文人相轻的传统，对孔子的尊崇，使他们注重仁义礼智信，自觉饯行儒家标准。到了如今，书生首先要面对激烈的社会竞争，要养活自己，要面对社会的冷漠。权力关系和财富取代名声成为最重要的社会资本。 激励 信仰的浅层次表现是这样一种感觉：做一件事，觉得有意义有价值，觉得适合自己，可以从中找到乐趣，得到自我实现感。也就是正激励。对于做好事获得的激励，我认为有三部分：来自自我的——实际上就是信仰和道德激励，来自制度的，和来自受众的。信仰部分就不再重复。 制度性激励是指，在社会上有一套评价系统，能对你的行为做出及时的反馈。只要符合既定的标准，就能收到正激励，违反则要付出代价。但是对于做好事来说，好事没有统一的标准，它更多是一种道德上的概念。 并且，“做好事不留名”已经成为我们判断一个人是否真心，是否做作的标准。可是做好事与留名并不矛盾，从情理上讲，做好事得到社会主动的回报也并不值得鄙视。假如你做了一件好事情，但周围的人群却没有因此对你产生丝毫的反应，依旧是冷漠的面孔，反而那些赚了钱、升了官的却披红挂绿，风光不以，你心里怎么想？是不是觉得自己傻？是不是以“善有善报”的信念来自我安慰了？ 通过小的善行并不能立即获得社会的回报，也不能操之过急，但是起码要让人看到希望。一点一点的小事积累起来，总会形成独特的社会资本，被他人认可，被社会认可并得到好的名誉，这才是最重要的。当然可能会感觉有些功利。不过在一种风气形成开端，适当的强化总是必须的，并且强化要符合对象的心理。还有一种是来自受众的激励。可是现在，一方面受众的感恩意识有所淡薄；另一方面，感恩没有路径，别人从北京捐了500元钱，给我，我最多也只能写份感谢信寄回去。 在此要说明一点：我所说的留名，是从结果上，而不是从动机上。现在的情况是，你做了事情，却没有谁理你——成了一笑而过。可是，你以后呢？能看到希望吗？有动力吗？社会应当主动记住做过好事的人，最起码要确保一点：不允许受益的人反咬一口。 当然，留名也不是最好的状态。最好的是“以无名胜有名”，怀着善念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