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劳动性别分工和职业性别隔离.docVIP

制度变迁、劳动性别分工与职业性别隔离 　　摘 要：本文旨在探讨不同经济时期的劳动性别分工和职业性别隔离现象，认为再分配时代由于国家行政力量的参与，劳动性别分工总体上呈现“去性别化”的特征，但职业性别隔离依然存在，表现为女性就业的低层化、边缘化以及报酬的不对等。市场经济时代则呈现出明显的“性别分化”，职业性别隔离状况显著，这是转型期资本与父权制及国家互动的结果。 　　关键词：劳动性别分工；职业性别隔离；制度变迁 　　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28（2012）12-50 -03 　　一、问题的提出 　　职业性别隔离是女性在职业发展过程中所遭遇的瓶颈之一，该词最早由Edward Gross提出，指男女由于性别不同而在职位、声望和薪金段聚集程度失调的社会现象 ，表现为横向隔离、垂直隔离和性别工资差异。1949年以来，中国经历了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意识形态、行政力量以及资本和市场都在不同程度的发挥作用，这为考察劳动性别分工与职业性别隔离提供了宏观的制度性背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在于：制度变迁是如何影响劳动的性别分工，并由这种分工所维持？职业性别隔离如何作为制度和劳动性别分工互动的产物而随社会大环境变迁的？ 　　二、再分配时代：“铁姑娘”的劳动体验 　　1949年以来，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度显著提高，妇女就业经历了从计划就业机制向市场就业机制转换阶段。总体上看，20世纪下半叶的前30年是一个“去性别化”的过程，即女性不断扩大其职业领域，与男性劳动相互融汇混合。城乡二元结构的分割使得城市和农村经历着不同的劳动性别分工：农村是妇女由村一级行政组织安排集体劳动的模式，她们既承担繁重的家务劳动，还从事着集体生产劳动。城市妇女则由国家和集体所有制企事业单位安排，在“统包统配”的就业制度和“高就业、低工资、低效益、低素质”的就业局势下，城镇妇女就业一直也没有成为经济问题 。 　　这种劳动性别分工模式首先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性别平等理论的贯彻。马克思和恩格斯150年前就指出：“……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有她们极少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 。此外，中国传统家庭结构也是促成“低工资、高就业”的必然条件。从家庭或个体的角度看，“解放妇女的政治”和“低工资”，使夫妻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了参加有酬劳动 。调查表明，构成妇女就业的强制性因素是家庭经济因素、医疗生育养老保障因素和工作成本因素，其次才是政治动机和社会性动机，即主体意识、自我实现的成分 。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两性分工的内容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其等级化的实质并没有改变，职业性别隔离依然存在，行业上的“去性别化”和职业性别分层并行。一方面，女性职业结构的低层化是一以贯之的，女性参加劳动的起点就是辅助性的、边缘化的，如女性在重工业部门多从事后勤服务和辅助性工作，被视为技术性强的工作基本上仍然由男性执掌 。“银赛花”运动折射出女性的参与不过是“性别化职业”选择的结果，女性“适合”棉田管理的特质使其在劳动分配中处于劣势 。另一方面，无论“男人生活”和“女人生活”怎样变换都是受某种利益原则支配的，即比较利益驱动着男人与女人调整他们之间的分工 。这种比较利益最明显的表现是性别工资差异，以农村集体劳动为例，原则上是男性一天10个工分，而妇女是6-8个工分，而农业劳动主要建立在体力劳动基础上，妇女体力上的弱势决定了其收入普遍低于男性 ，这反过来又促使女性在经济上更加依附男性。 　　从这个角度看，尽管计划经济时期的劳动性别分工模式广泛促进了妇女的劳动参与，性别总体差异缩小，职业性别隔离也不同程度被打破，但是传统的“男主女从”的性别分工模式和分配逻辑并未改变，职业的纵向隔离以及性别工资差异依然在声势浩大的妇女解放运动的旗帜下普遍存在。而面对这些不利因素，拥有一定的自主性与能动性的女性劳动者，会进行积极的调整与适应，如 “铁姑娘”们利用现存矛盾的缓冲带（意识形态对女性家庭角色的贬抑）和自我激励（要劳动、要进步）来缓解潜在的冲突，或者通过痛楚的身体来表达自身的反抗 ，但这种自我调适未必有显著效果。女性劳动者微弱的声音湮没在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和妇女解放运动之中。 　　三、市场经济时代： 市场主导下的“性别分化” 　　再分配时代行政力量的推动使男女平等观念深入人心，同时也压抑了社会成员的多样性选择和创造性。而市场条件下，由于行政力量的减弱和市场机制作用的增强，劳动力市场呈现出明显的“性别分化”。在农村，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男性劳动力的外出转移，农业呈现出女性化特征。这种分工模式给女性带来了更重的劳动负担，且弱化了女性的家庭地位，因为她们只是替代性的行使土地管理权且农业收益很低，而男性外出却为家庭带来更多的资源与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