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统思维.docVIP

张雄(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 　　思维变革推进社会发展 　　从改革开放30年来看，中国历史变革的节奏好像有它自身的方向。与西方相比，这个历史过程还是一种祝福意识与忧患意识。当然，它是从其特定意识出发的，具有自身特定的文化演绎。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特点是习俗惯例精神，尤其心血的东西更多。而西方是由经验本体和知识的拷问，上升到一种实证精神，最后再上升到一种形而上的批判精神、思辨精神。而中国人思维就是一种心理体悟，尤其表现在对个人、对国家的理解，都是感应论，到现在为止我们还在关注感应这个问题。 　　在西方文化中重要的是什么呢?西方的思维方式为什么比较活跃?为什么具有一种变革的精神?变革的动力体系是什么?从近代开始，思维动力的变革体系有三点：第一，近代的商业精神。变革精神早期是从中世纪后期开始的。在神学家的殿堂里面，比较精明的神父们感觉到不能把上帝摆在神格定位的远处，而应该摆在身边。马基雅维利把西方人的心理坐标、思维方式作了一个很大的变革，其最大特点就是把神学的、信仰的一种主宰动力论转变成人性恶的动力论。所以，马基雅维利认为，君主要治理好国家必须关注到欲望。从这个坐标体系出发才能看到现代性的发育。这个现代性的发育能够开启不断前进、不断否定的意识。只有在商品经济的情况下，民族才能怀有一种忧患意识。 　　第二，天然的、自然的经济环境下不存在东西的买卖，没有交易，但是进入现代市场经济之后，就变成为卖而生产，是为了交易。只有实现完成了交易，才能证明私人劳动的成立，否则就不行。企业的产品如果总是在仓库中存着不能出清，就是有问题的，所以市场经济在这个时候讲思维方式。改革开放30年，在市场积累的原始过程里存在忧患，这种忧患不是古老的东西，而是当下的市场经济中一种商业意识的忧患。这里存在思维方式的变化，思维的一种内在否定性的确认问题。 　　第三，西方的人学与中国的人学不同。西方首先是对人的肉体价值的认定，然后上升到对人的思维的认定，这从古典哲学可以看出。到黑格尔的时候已经上升到精神现象学，精神现象学已经非常好地辩证综合了西方近代革命、近代文明的进程。它的精神的流变表现为范畴的流变，既对前一范畴的不断否定，又对后一种范畴的不断综合，从而像达尔文进化论那样是一种进步的逻辑的流变。 　　我们的国民没有在现代市场、商业精神中得到培育，根本就没有感受到思维必须要不断地变革。辩证逻辑的思维方式应当是否定之否定，这样才能够找到真理所在。文明起源的重要法则是挑战与应战。从中国历史看，也有思维的跳跃。在历史重大变革的时候，有的民族、国家不能自觉意识到新的环境的挑战与应战。我们能不能自觉意识到这种挑战?如果意识到这个挑战了，就必然会生发出机遇意识、变革意识、转折意识，并且全部都要演绎出来。这就是思维方式的转换，即能够适时地迎接我们当下，包括我们自身内部的挑战。 　　周山(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思维模式对人类文化的推进各有所能 　　一百多年来，有不少中国人一直在探寻导致中国自近代以来落后挨打的根本原因究竟在哪里。 　　古人说：“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一个完整的思维活动也往往是由多种思维形式组成;中国人的思维活动中，习惯以类比为主，由此形成了类比思维模式;西方人的思维活动中，习惯以演绎为主，于是形成了演绎思维模式。细究起来，中国人的类比思维模式有着深远的文化背景，不仅与中国文字由象形文字发展为象意文字相关，还与《周易》的“取象比类”、“以象尽意”的思维训练息息相关。西方人的初始文字也是象形文字，后来突变为字母文字。文化断裂的真实原因不得而知，呈现给后人的是在字母文字背景下形成的演绎思维模式。 　　逻辑没有阶级性，尽人皆知。思维模式本身既没有革命与反动之分，也不存在先进与落后之别。演绎模式与类比模式，对文化发展的趋向，各有目标;对人类文化的推进，各有所能。演绎思维，揭示必然，追求知识为其目的;所以，西方文化的“求真”精神，是以演绎思维为其逻辑支撑点。类比思维，触类旁通，追求智慧为其目的;所以，中国文化的“求道”精神，是以类比思维为其逻辑支撑点。当然，无论西方人还是中国人，在主要使用演绎方式或类比方法的同时，并不拒斥其它思维方法的运用。西方最著名的是一个叫培根的人提倡使用归纳方法。而在中国古代，除了主用类比方法，同时还提倡使用演绎等方法，最著名的有后期墨家的“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与西方演绎逻辑对概念、判断、推理的理解完全一致。 　　庄子说，“小年”决定“小知”。人类的文明只有五、六千年，五万年、五十万年之后看今天人类的认识水平，“蒙蒙如未视之狗耳”。我们虽然已经感知到演绎、归纳、类比、辩证、灵感等思维模式的存到，但是还有一些尚未被感知的思维模式的存在;在尔后漫长的人类思维活动中，还会有许多新的思维模式层出不穷。 　　如果从人类的价值取向或生活方式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