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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陈俊：“新法律史”如何可能——美国的中国法律史研究新动向及其启示 人文与社会 提交 2009/09/16 阅读: 321 来源:本文载《开放时代》2008年第6期。一个更为详尽的版本，收入黄宗智、尤陈俊（主编）：《从诉讼档案出发：中国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作者赐稿。 摘要:1990年代以来，美国的中国法律史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新进展，先前论著中某些关于传统中国法律的旧见陈说，均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反思和批判。而引领此一学术风潮的代表，正是以黄宗智教授为核心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UCLA）中国法律史研究群，他们的研究共同体现了“新法律史”的特征：在“历史感”的观照之下，连接经验（广泛利用极富学术价值的诉讼档案）与理论（从优秀社会科学理论中汲取灵感并与之真正对话），提炼自己具有启发性的新的中层概念。对于中国学者而言，“新法律史”所体现的学术取向可以为我们提供重要启示，不仅包括提醒我们注重对诉讼档案的充分运用，以及吸收优秀的社会科学成果，还包括借历史之光洞见现实问题，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中国法律史研究虚学化的困境。 关键词: 尤陈俊 法律史 How Might a New Legal History Be Possible: Recent Trends of Chinese Legal History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Implications 尤陈俊* 一、引言：智识地震？ 在《美国历史学评论》2001年刊登的一篇书评中，戴蒙德（Neil J. Diamant）开篇即讲：“过去的十年中，一场智识上的地震在中国法律史领域隆然发生。确切地说，它的震中位于洛杉矶。在那里，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历史系的的一群学者与博士生们，成功地从基础上动摇了数十年来关于中国——尤其是清代（1644-1911）——法律的公认看法。”[1] 而上述文字所描绘的这场中国法律史领域的智识地震，其首倡者则是时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UCLA）历史系教授的黄宗智先生（Philip C. C. Huang）。正是在他的引领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UCLA中国法律史研究群迅速崛起，成为广受学界关注的知识生产群体。时至今日，这一群体已大致包括了三代学者，他/她们分别来自美国、中国、日本和新加坡。除了作为导师的黄宗智及其夫人白凯（Kathryn Bernhardt）两位教授之外，当年的博士生们，包括但不限于白德瑞（Bradly Reed）、苏成捷（Matthew Sommer）、艾仁民（Christopher Isett）、唐泽靖彦（Yasuhiko Karasawa），如今都已成为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学者，纷纷在美国、日本的不同大学中执掌教席（其中不乏斯坦福大学这样的世界级名校），即便是最晚的一代，如陈慧彬（Huey Bin Teng），现在也即将完成博士论文的撰写。 在美国早期的古典汉学研究中，中国法律史所占的位置微乎其微，直到后来古典汉学（Sinology）相对衰落并逐渐让位于中国学（Chinese Studies）时，才开始真正兴起。[2]早期最为著名的代表性作品中，中国学者最为熟悉的莫过于博德（Derk Bodde）和莫里斯（Clarence Morris）合著的 《中华帝国晚期的法律》一书。[3] 这本于1967年出版的专著，如今早已成为被这一领域的学者们奉为圭臬的经典。在此之前及其后，美国的一些学者，包括柯恩（Jerome A. Cohen）、爱德华（Randle Edwards）、包恒（David C. Buxbaum）、马伯良（Brian McKnight）、钟威廉（William C. Jones）、安守廉（William P. Alford）、宋格文（Hugh T. Scogin，Jr.）、曾小萍（Madeleline Zelin）等，同样是在中国法律史领域辛勤耕耘，贡献了不少颇具分量的作品，他/她们之中的一些人至今仍是笔耕不辍。[4] 考虑到美国的中国法律史研究领域的此一背景，我们又将如何理解戴蒙德所称的这场“智识上的地震”？如果他的这番断言并非故作惊人之语，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接下来的问题则是要去追问：究竟是哪些因素，使得UCLA中国法律史研究群能够区别于其他学者？又或者更直接地说，UCLA中国法律史研究群的成果，是否具备了真正的特色而足以彰显自身？对于中国的研究者而言，与此相关连的重要问题还有，这些来自异域的研究，又能为我们提供什么样的启示？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唯有将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美国）、不同年代的同领域研究相互参照对比后，方有可能做出判断。而这或许可以从传统中国法律的海外形象开始谈起。 二、西方人对于中国传统法律的误解与反思 在十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