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速裁机制启动难.DOC

编号： 论速裁机制“启动难”的检视与完善 ——以我省速裁机制为视角 论文提要： 快速办理机制是为了解决“案多人少”矛盾而提出的一项全新的简化诉讼模式，在轻罪数量不断高企的社会转型时期，本该具有广阔的适用空间和强大的生命力。但笔者通过实地调查、走访和统计，发现速裁机制在我院遭遇了过程性失灵，集中表现在适用率为“零”。究其原因，既有刑罚观念的障碍，也有制度本身的缺陷；既有办案机关的主动规避，也有当事人因信息不对称而“被弃权”；既有审判权运行方面的阻力，也有其他环节配合不到位的因素。笔者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速裁机制“启动难”的困境，最为关键就是要由外到内提高办案机关和当事人的积极性。因此提出如下解决方案：1、通过建立合作机制、实行专人办理、审前调查前移来实现资源整合，提高办案效率。2、通过完善审判权运行机制和裁判文书改革来压缩管理链条，提高办案积极性。3、通过贯彻迅速审判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减少审前羁押，提升量刑刺激。4、通过建立一审终审制和完善财产刑的执行，倒逼速裁机制的逆向选择。 (全文共计9237字) 以下正文： 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新一轮的司法改革已经扬帆起航，特别十八届四中全会再次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决策和战略布置之后，包括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在内的有关司法体制改革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当然，在“两高”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试验性立法”的授权，正式确定全国18个地区作为速裁机制运行试点之前，浙江省已经率先走在时代前列，由“二院二厅”于2014年3月28日共同出台了《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以下简称速裁机制）。追根溯源，其实早在2006年底，最高人民检察院曾出台过《关于依法快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的意见》，但受之于适用主体局限、法律层级较低等多方因素，最终未能铺开推行。 所谓快速办理机制，又称轻微刑事案件速裁机制,是指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的刑事案件,由于案件情节轻微、证据确实充分、社会危害性不大,在确保办案质量的前提下,釆用的简化诉讼环节、缩短办案期限的工作机制。根据该项制度的顶层设计，主要通过“三集中、三简化”渠道来实现“快速处理”的目的，从而无论是从案件的繁简分流来优化配置司法资源，还是通过落实刑罚轻缓化来实现预防和减少犯罪的目的等方面都能够发挥强大的制度性优势。 一、契机与潜能：广阔的运用前景和持久的生命力 1、轻微刑事案件频发。经历了前三十多年的改革与发展，目前的中国已经进入改革的深水区和发展的瓶颈阶段，经济在转轨，社会在转型，这一特殊的社会背景诱使刑事案件呈高发态势甚至出现井喷现象。既有盗窃、伤害、诈骗、寻衅滋事等传统犯罪，也有虚开发票、危险驾驶、非法集资等反映时代特征的新型案件。据统计，全国法院2013年生效判决刑事案件约105万件，其中判处三年以下、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案件合计约57.7万件又未完全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原本由劳动教养所调整的轻微违法犯罪行为势必重新分流并将部分案件纳入刑事司法的轨道，造成轻微刑事案件总量进一步扩容。 3、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落实。经历过“严打”时期的中国法治，切身感受到“刑法不是万能”的真理之后及时调整政策导向，适时提出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并使其制度化，尤其是在从宽的一面给刑罚轻缓化带来了直观的效应：一是在实体性规范层面，如刑法第67条第3款的“坦白从宽”法定化；二是在程序性规范方面，确立了（1），尤其是审前社会调查的迟延，直接加剧了时间与效率之间的矛盾；（2）审判权运行不畅：拟判处非监禁刑的案件，无论是案件的实体处理，还是裁判文书的签发，都需要逐级向庭长、分管副院长事先汇报和事后审批，司法行政化的色彩深厚；（3）担负着刑事追缴和财产刑执行的重任。对于侵财性案件或除了被公安机关当场查获的部分外，其他的赃款赃物的追缴绝大部分来自法院；对需要判处罚金等财产刑的案件，都是通过“预缴罚金”的形式提前执行。但这些重任的完成，不仅取决于被告人的经济能力，而且需要足够的办案期限作为保障。 （二）对当事人量刑刺激不足。 1、逮捕措施的泛滥。刑事诉讼法规定，“可能”判处有期徒刑是逮捕的一个必要条件，综观整个刑法分则，除了危险驾驶的刑种仅限于拘役，其余的罪名都配置了有期徒刑这一刑种，这是造成公安机关“构罪即捕”的充分理由。尤其近年来持续开展的打击侵财犯罪活动，为了追求案件数据的亮点，连偷吃一根香烟、偷吃几个鸡蛋都当作一次盗窃犯罪进行逮捕和羁押。 2、从宽处罚的透明度低。裁判文书在说理部分只是简单地照搬刑法总则所规定的相关量刑情节，并附带性地说明是从轻还是减轻，但实际上有没有给予从轻，从轻的幅度并没有按照量刑规范化的要求予以公开和明示。正因为裁判结论形成过程被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