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各鼎铭从字考.DOC

方各鼎銘“從”字小考 (首發) 范常喜 （中山大學國際交流學院 廣州 510275） 方各鼎及其銘文最早由張光裕先生刊布，張先生述其簡況為：“是鼎侈口，直耳，通高19厘米，三短足皆飾扉稜，口沿下飾較為罕見之變形夔紋，腹體遍飾斜角勾連紋，西周早、中期器。器腹內壁鑄銘三行十一字。”張先生將此鼎銘釋作“方各自乍麗鼎其永用。”并對此作了深入精到的考釋。 我們想補充的是銘文中張先生釋作“麗”的那個字，此字原形作： （拓本反色）（張先生摹本） 張先生認為此字是“麗”之省形，在銘文中當讀作“邐”。銘稱“麗鼎”云者，當取比陳、相伴義，其性質實有如禮經中所稱之“羞鼎”，乃陪鼎之屬。但此字與金文中的“麗”字形體差異較為明顯，所以我們懷疑此字當釋“”，即“從”之異體，戰國楚簡中有幾例“從”字可以為此提供一些線索。上博楚簡《緇衣》中有兩例“從”字分別作： 、（上博一·緇8）▲、（郭·緇14） 由郭店簡《緇衣》中與此相對應的部分可以明確這兩個較怪的字形即“從”字，據此可知中旁即，亦即“從”的古形，其基本構件亦當即反寫的旁。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旁與相比較，其下部的“人”旁多了一筆，我們懷疑旁下部實從二“人”，其中一筆為二“人”共用筆畫。依據上述這種分析，我們認為與均為反寫之“人”，應即字之省變，楚文字中重複偏旁構字時多有省略的現象，如： 喪：（郭·老丙38）（郭·老丙9）（郭·老丙10） 堯：（郭·六7）（郭·窮3） 廟：（郭·語四27）（上博三·周45） 速：（新甲二34）（新甲三16） 訓：（新乙一009）（新乙四035） 臨：（上博六·天甲11）（上博六·天乙11） 依此推測，中的旁應即方各鼎銘文中字之省變，而據楚簡中即“從”，可以確定亦即“从”字之增繁者。“從”即從屬、陪從之義，這一用法在銅器銘文中較為多見，如： 芮公鼎：内(芮)公乍(作)鑄從鼎，永寶用。（集成04·2389） 豐卣：豐乍(作)從寶彝。（集成10·5191） 麃父卣：麃父乍(作)從宗彝。（集成10·5348） 張亞初先生曾對上列銘文中“從”字的具體內涵作過很好的概括，他說：“從字可能包含兩種意思，一種可能是隨從、隨行之意，一種可能是引伸為成套成組的列簋，從訓為以類相從。宋代學者曾提出，從是對正鼎而言，從鼎就是陪鼎。器名之從見於鼎、甗、簋、尊、盉、觚等器，有些器是難以用陪鼎之類的說法來解釋的。”由此可見，方各鼎銘中的“從鼎”與上列銘文中的“從鼎”、“從寶彝”、“從宗彝”當相類似。 此外，《上博四·曹沫之陳》中有一“”字，原形如下： （簡29）（簡37） 此字所出現的前後簡文分別作： 莊公曰：“爲和於豫（舍）如何？”曹沫曰：“三軍出，君自率，【22上下】必訋邦之貴人及邦之奇士。卒使兵，毋復前【29上】常（當）。【24下】 且臣聞之：卒有長，【28上】三軍有帥，邦有君，此三者所以戰。是故長【28下】民者毋（摄）爵，毋軍，毋辟（避）罪，用都教於邦【37上】於民。” 整理者李零先生據三體石經、《汗簡》、《古文四聲韻》中的“虞”作，認為簡文中的即“虞”，并將其讀爲“御”；何有祖先生據《汗簡》、《李商隠集字》“耀”字作“”而讀爲“耀”；蘇建洲先生讀為“武”；陳斯鵬先生釋作“從”，并結合這兩支簡文進一步解釋說： “”字原作，亦見于簡37。《李釋》以為即傳抄古文中的“虞”，讀為“御”。此釋可商。傳抄古文“虞”字有作、者，所從四“”似隸楷的“人”，而不似古文字的“人”。實際上，《汗簡》就并不認為它從“人”，而是將它歸在“入”部。然而不論以為從四“人”，抑或從四“入”，都無法解釋它與“虞”的關系。所以最大的可能是，此為一訛變了的形體。簡文“”字從重“从”，仍然取眾人相從之意，疑即“从”之繁構，可徑釋為“从”。本句大意是讓人和奇士們也來從伍服役。 簡文言長民者不可以從軍，這是緊承“卒有長，三軍有帥，邦有君，此三者所以戰”說的，因為三軍之事自有長、帥在，國君不宜多予插手，而且國君若置身軍隊，便是“邦無君”了。當然，這是就一般情況來說的。曹蔑同時也主張在特殊情況下，為了取得戰爭的勝利，國君有時也需要“身進”、“親率”的。 根據前文對方各鼎銘中的及戰國楚簡《緇衣》中、二字之間關系的分析，我們傾向于認為《上博四·曹沫之陳》中的即“從”字，其源頭似可追溯到方各鼎銘中的字。 附錄：方各鼎銘及器影 本文收稿日期為2008年11月16日 本文發佈日期為2008年11月17日 參見張光裕《香江新見彝銘兩則》，張政烺先生九十華誕紀念文集編委會編《揖芬集——張政烺先生九十華誕紀念文集》頁283-288，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後收入氏著《雪齋學術論文二集》頁204-210，藝文印書館2004年。 甲骨文及早期金文中“從”字多作、，其中的“人”旁本來就反正無別（參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