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庄成语对《庄子》本义改造.docVIP

涉庄成语对《庄子》本义改造 　　古今评注《庄子》者，从不吝赞其文章奇绝，鲁迅归结为：“其文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1]于是，众多成语自《庄》而出。然而，正由于《庄子》旨玄而文奥，诸家释义大相径庭，导致源出《庄子》的成语，亦大悖《庄子》本义。明代罗勉道叹曰：“寥寥千八百载间，作者之意郁而未伸，剽窃之用，转而多误。”[2]本文略举涉庄成语数例做样本分析，剖析这些成语反向阐释《庄》义、随意引申误用《庄》语的深层原因。 　　“鹏程万里”源出《逍遥游》：“鹏之徙于南溟也，水击三千里，搏扶摇而上者九万里。”[3]现比喻前程远大[4]，与《庄子》本义南辕北辙。 　　鹏由北溟迁徙至南溟，需经三千里击水助飞、九万里搏击升高的启程，才能展开飞翔之路。不像蜩与鷽鸠，一跃就能起飞，一飞就至榆、枋树顶。所以它们根本不明白大鹏为何要远赴南溟，甚至嘲笑“彼且奚适”？小知胸无大志，不知大鹏之志，情有可原；大知志向高远，如果鹏行万里确实是为了追寻远大前程，理当激赏而引为同道。然而，志向远大的大知惠施，却嘲笑庄子“大而无用”。《逍遥游》结尾处的大瓠、大树，与开头的大鹏一样，在惠施们眼里都属“大而无用”，有大材而不用于世，等于无用的废物。而庄子却认为，大材别有大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由此可见，鹏万里搏击飞向南溟，绝非为了追求世俗成功的远大前程，而恰恰是为了追求被惠施们嘲笑为“无用”的“大用”，所谓“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变，以游无穷”。 　　追求“有用”的远大前程，人人皆知；常人不为，非不欲也，实不能也。追求“无用”的逍遥自适，唯有道家；常人不为，非不能也，实不欲也。因为反俗见而行的“鹏程万里”，不仅需要“适千里者，三月聚粮”（《逍遥游》）的艰辛准备，更要修炼“无己无功无名”的至高境界，其艰难困顿，绝非蜩鸠式芸芸俗众、惠施式热衷仕途者所能晓然。《庄子》一言以蔽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人间世》） 　　同样出自《逍遥游》，成语“扶摇直上”比喻仕途得意；成语“材大难用”形容怀才不遇，皆违背庄子的价值观。庄子一生不追求仕途之功，楚王聘相而拒之，“王公大人不能器之”[5]，因此，庄子不可能向往仕途得意，更不可能抱怨怀才不遇。《庄子》中关于“材大”的寓言，均寓意“材大不用”，而非“材大难用”。究其误用之因，盖源于以儒家“事功”价值观，曲解《庄子》宗旨，如杜甫《古柏行》所言“志士幽人莫怨嗟，古来材大难为用”，实为渴望被用而不被所用，因而以“材大”来自我安慰，与庄子材大拒用全然相反。 　　成语“槁木死灰”出自《齐物论》：“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庄子本义是形容至人南郭子綦抵达了超越世俗自恋的“丧我”境界：因为丧我，子綦不为外在利害、是非、死生所动，超然物外，沉醉于天籁道境之中。然而，庄子对至人的褒扬，却被后人歪解引申为：比喻毫无生机，极端消沉或冷漠无情。“道家消极”的俗见因而积非成是，根深蒂固。 　　从儒家追求“事功”的角度来看，无所用于天下的道家确实消极。然而，懈怠于事功，并不说明对生命、生活丧失生机、消沉，或对他人冷漠无情。只要看看子綦如何对子游解释地籁、人籁与天籁，便不难发现，丧我无己的至人，心灵充溢着别样的生机与热忱：他不汲汲于如何取得功名利禄、治国平天下，他更关注大木周身各种不同形状窍穴发出的美妙声响，因为子綦正是从山林大木这些自然现象中，悟出了“吹万不同”（《齐物论》）、遍在万物的永恒天道。假如不同的窍穴就是不同的人，那么，人籁当学地籁，听任天籁所赐的真德，吹出各自独特的声响，而不是万籁俱灭，独尊一籁。子綦的“槁木死灰”，是“至人无己”（《逍遥游》）的具象化演绎，也是庄子追求的理想人格与境界。只有“丧我”无己，才能超越有限的俗世“事功”，追求无限的精神自由，那就是自适其适的“吹万不同”。 　　庄子借子綦之口提出的人籁“吹万不同”的主张，彻底打破了儒家“君君臣臣”的尊卑等级，彰显了“万物一齐”（《秋水》）、“天子之与己，皆天之所子”（《人间世》）的齐物、平等精神，尽管相比于“君君臣臣”，自由、平等的追求确实不涉及具体的世俗关怀，但若没有这种超越世俗的精神理想，两千年来陷于“君臣纲常”罗网苦苦挣扎的众多心灵将无法得到抚慰。正因为有了庄子对世俗价值观的“槁木死灰”式超越，“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人间世》）的陶渊明、苏东坡们，才能“久在樊笼里，复得返???然”“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6]，“佩玉而心若槁木，立朝而意在东山”[7]。如今“君臣纲常”的暂时人道虽然早已破产，“吹万不同”的永恒天道仍将引领人类走向未来。 　　成语“沉鱼落雁”亦出自《齐物论》：“毛嫱西施，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庄子本义非常明确：毛嫱西施，从人类视角看是美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