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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吏胥血缘、地缘和业缘关系 　　摘要：清代吏胥群体是一个有着显著血缘、地缘和业缘关系的政治性群体，他们供职于各级官府，甚至子弟相承，世守其业，呈现出“权力继承”的失控局面。京师衙门的书吏还多用浙绍人，或是同一衙门的吏职被一省之人占据。凭借血缘和乡党关系，加上在职业活动中建立的私人交谊，吏胥既可相互援手，成就公事，又能结揽把持，害民蠹国。而变换角度和立场，则不难发现吏胥通过建立各种纽带关系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是在寻求自我认同感和群体归属感。 　　关键词：清代；吏胥；血缘；地缘；业缘 　　清代吏胥集团是一个在人数上数倍于官员的群体，他们与官员等其它利益集团一样，有着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在吏胥群体的组织形式中，主要以与自然性相关联的血统、地域等古老的社会关系为表现形式，这是自然经济条件下所产生的一种社会秩序，以对人的依赖关系为标志，不同于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对物的依赖关系。这种直接的人的依赖关系也是一种政治关系，它通过建立血缘、地缘以及业缘和趣缘等关系纽带，以保持其共同体内的团结，共同应付官场局面，获得较大的利益。有关清代吏胥群体各方面的社会关系，学术界已有所关注，如赵世瑜的《吏与中国传统社会》、缪全吉的《清代胥吏概述》、周保明的《清代地方吏役制度研究》、日本学者加藤雄三的《清代胥吏补缺过程中的交易》等，都对其中的一些问题点予以探究。本文以此为基础，从两个视角——一方是掌握话语权的官僚士大夫，另一方是吏胥——来看待吏胥的社会关系，以期对该问题有一个合理的分析与评估。 　　一、吏胥之血缘关系 　　血缘关系是指因血缘和婚姻联系而形成的人际关系，也是一种社会关系。中国古代的帝王，从私有观念出发，希望二世、三世乃至万万世，使家天下能传之无穷；官僚权贵希望永远保有居于社会上层的地位；民间艺人也有传子不传女的习惯，希望某些技艺永为己有，这些做法都是力图让既有利益能够在家族中长期存在下去。吏胥也不例外，他们对吏职的承替逐渐形成了一种掌控力量，以致在实际操作中变成一种血缘性的顶替，即让吏胥之职在父子、兄弟、子侄、姻亲之间相承袭，这虽无制度支持，而且为法令所严禁。但是，吏胥之职在家庭成员间继承实际已成为各级官署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宋代政论家叶适就说：“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苏东坡在言及官员宜久任时说：“夫吏胥者，皆老于其局，长子孙于其中，以汲汲求去之人，而御长子孙之吏，此其相视如客主之势，宜其奸弊不可得而去也。”南宋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居官者迁徙不拘岁月，而为吏者，传袭及于子孙，以数易不常之官，御生长子孙之吏，坐曹而问，莫究源流，涉笔以书，唯牵例比，顾虽弊蠹百出，何暇爬梳……吏强之患，实基于此。”虽然其语境是谈论官弱吏强的缘由，但也可看出两宋吏胥不乏家族传承的现象。至元代，成宗年间的江西所辖路府州县，其司吏多为“小土豪之家”，他们本身为吏，又将“兄弟子侄亲戚人等，置于府州司县写发，上下交通，表里为奸，起灭词讼，久占衙门，不肯出离乡土”，这些吏胥久于其职，熟悉人情，以血缘为纽带盘踞衙门，把持狱讼。 　　明末清初学者黄宗羲在谈到明代的情形时，与宋人叶适持相同看法：“今天下无封建之国，有封建之吏。”因为官员任职要回避本籍，回避亲族，官员又有升降流动，而吏胥则既是本土的，又在实际上世代相承，如同固守某地的封邦一样。黄宗羲针对当时的情形说：“京师权要之吏，顶首皆数千金，父传之子，兄传之弟，其一人丽于法而后继一人焉，则其子若弟也，不然则其传衣钵者也。”反映出京城的吏胥录用经常在家族内传承，甚至私自顶替。著名学者顾炎武也指出，明代州县的一大弊政在于“吏胥窟穴其中，父以是传之子，兄以是传之弟”。万历年间，吏科署理给事中张延登上疏，认为吏部铨选之官应久于其任，不应频繁迁转，原因在于“吏胥之窟穴其中者，皆长子孙，亲戚相传，云仍世守”，以“席不暖、突不黔之官，御子孙相传世守之吏”，“安得不受侮于吏哉”？从该奏疏中可见，明代京师即便是吏部这样的要害部门，所用吏胥也是子弟承继。 　　吏胥之职在家族间传继，至少也是前任所选定，这种情形已历经若干世纪。清代的情形也莫不如此。清初文人侯方域言：“吏胥之子孙相沿袭，亲若友相援引者更迭为之。”雍正朝名臣陈宏谋指出，吏胥往往“子弟亲戚，转相承授”。乾隆朝刑部右侍郎阮葵生言：“官有除降，而吏则长子若孙；官避本籍，而吏则土著世守。即年满有制，重役有禁，而子弟亲戚迭出不穷。”尽管朝廷设置了吏胥服役年限，并禁止重役，可是吏胥还是能久于其职，世守其业。道光年间，京城各衙门书吏盘踞职位的现象仍然十分严重，他们即便退役，接替者也都是亲戚子侄。御史万启心言：“近来京师各库及税务衙门书吏，当役满告退之后，其接充者，非其子侄，即其亲戚。如银库书吏，大半皆系史姓，崇文门税务书吏，大半皆系张、王等姓，盘踞把持，已可概见。”京师官署所用书吏中存在着严重的血缘裙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