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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文化商品到学术经典转化 　　〔摘要〕 《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产生，首先是基于赵家璧对1930年代文化市场格局的精准把握，通过他广泛的人际关系网络进行组稿策划，并运用宣传营销等手段将《大系》作为一个文化商品而推出。在商品的传播过程中，《大系》自身所包含的学术品质得到了发掘和肯定。最终成为现代文学发生与发展的自我证明与总结的学术经典，对现代文学史的撰写与现代文学批评产生了巨大影响。考察《大系》由文化商品到学术经典的复杂转换过程，能让我们更为深入地理解新文学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进程。 　　〔关键词〕 《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赵家璧 ； 文化商品； 学术经典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5－0030－09 　　现代文学作品不仅是作家人生体验的审美创造，也是现代出版业所生产出的文化产品。罗贝尔?埃斯卡尔皮把介于作家和独立作品之间的出版商比作助产士，认为“出版者虽不构成生命的起源，也不是生命的孕育者和提供者，但没有他，一部构思好了的、并已脱稿的作品就不能真正作为作品而存在。”〔1〕作为和文化市场关系最密切的出版商，对文化市场有敏锐的把握，他可以通过选题、组稿、生产、广告宣传、发行等手段，生产出为社会广泛接纳的文化经典。在现代文化经典的形成中，可以说处处都能见到出版商的身影。《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以下简称《大系》）就是一个经出版商助产、由文化商品变为学术经典的典型案例。 　　 　　（一） 　　随着“五四”新文化在社会中的广泛传播，作为凝结着新的文化信息和审美体验的现代文学作品，开始以文化商品的形式在社会上广为传播。新文学的初创者很早就认识到自己精神创造品的市场价值。上世纪20年代初，郑振铎在商务印书馆编辑《小说月报》时，曾感慨说：“我们替商务印书馆工作，一个月才拿百圆左右，可是一本书，印书馆里就可以赚几十万，何苦来！还不如自己集资办一个书店！”〔2〕他们以同人集资的方式，办了名为“朴社”的书店。现代文化产品在市场上的巨大商业利润，让他们获得了空前信心，从而通过自己的文化创造，去实现“一不靠官、二不靠商、自食其力、自行其是”（顾颉刚语）的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 　　大约在1922年左右，“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参与者开始注重稿费、版税收入。此前新文化的倡导期，他们注重思想的宣传，着力塑造引领社会变革的文化精英形象，而不注重自我精神产品的经济价值，如《新青年》的撰稿人就没有稿费。但是要以自己所创造的文化产品的经济收益来实现真正的独立人格和精神自由，有待于著作权法的保证和言论自由空间的开辟。中国第一部保障著作人利益的著作权（版权）法，是宣统三年（1910）清政府颁布的《大清著作权律》，但这部法律随着清政府的垮台而退出历史舞台。民国四年（1915）北洋政府颁布了《著作权法》，1928年南京政府又颁布《著作权实施细则》，著作人的权益受到法律保障。言论自由空间的开辟则是在众多知识分子的不懈努力和斗争中逐渐形成。 　　上世纪2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大批以写作为生的“自由职业者”和众多文学社团，诸如鲁迅、革命文学青年、创造社、文学研究会、新月社、南国社等，他们开始全面投入文化市场。特别是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整个社会的经济意识和政治意识空前提高。由于北洋政府拖欠薪俸，北京诸多文化人开始南下，纷纷投入文化自由市场，以自己的文化创造实现经济独立。如鲁迅南下定居上海，逐步完全靠稿费、版税、编辑费来生活，由政府公务员变为自由撰稿人。为了摆脱对大出版公司的依附，文化人开始了读者和著作家合作出版的时期，也就是民间集资办出版社和书店，减少出版和发行的周转渠道，以降低书刊的发行成本，既受益于读者，也提高撰述人的收入。当时开办出版社并不需要太多资金投入。新式印刷设备开始在上海大量引进，出现了许多小型专业印刷厂，这些厂子为了招揽生意，普遍实行“三节算账制度”，所谓“三节”就是春节、端午节、中秋节。两大节之间有三四个月的周转期，一般除了交少量押金外，印刷成本由印刷厂垫付，等到发行书刊收益后在下一个大节再结账，这样只要有了少量的流动资金，即可开办出版社出版书刊。 　　虽然诸多文化人下海试水，但相比有其他固定收入的文人所办的出版社如新月社等外，由贫困的文学青年办起来的出版社，多半以不善经营而失败。如鲁迅支持柔石创办的“朝华社”，于1928年12月6日创刊《朝华周刊》，出版20期后，于1929年6月起，改为旬刊，但没多久就倒闭关门。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谈到其窘况：“柔石的理想的头，先碰了一个大钉子，力气固然白花，此外还得去借一百块钱来付纸账。”柔石还得依靠大出版商挣钱还账，就是鲁迅说的“一面将自己所应得的朝华社的残书送到明日书店和光华书局去，希望还能够收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