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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司法化“看得见正义” 　　摘 要：以帮忙类、调解类为代表的电视纠纷解决节目的风生水起，在预示着一种新生的具有媒介现象与法律现象双重属性的电视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兴起的同时，又因电视直接介入纠纷解决使其自身陷入伦理困局。以现代法治的基石——正当程序视角批判性地分析观照电视司法化，倡导建构传媒介入纠纷解决的正当程序是一条可选择的破解困局的理论路径。 　　关键词：电视；司法化；纠纷解决；正当程序；电视调解 　　中图分类号：D926.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11-0099-04 　　在一个日益媒介化的社会，当下的传媒正在突破大众传媒传统的报道者和舆论监督者角色，以前所未有的态势侵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传统上纠纷解决这一司法主导的领域，在声光电化中正在发生着轰轰烈烈的电视传媒殖民司法运动。从媒介产品主要表现形态来看，一是电视以“传媒雷锋”的角色介入纠纷解决的帮忙维权类电视节目。另一类是以调解人的身份直接解决纠纷为目的的电视调解类节目。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很多电视调解节目因获当地司法行政机关批准成立电视调解委员会，而使得当事人所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了法律上的效力，这意味着电视调解已不仅仅是一种电视媒介产品形态，更意味着一种新生传媒社会司法形态的兴起。然而，遗憾的是，我国法学界当下方兴未艾的关于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研究中却鲜有将传媒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纳入理论议程。 　　正当程序是现代法治的基石，具有普适性的价值和模式，面对风生水起的电视替代性纠纷解决节目侵入传统的司法领域，我们无可逃避地应以正当程序的视角审视电视司法化：电视是否应当直接介入纠纷解决，如何评价电视解决纠纷的程序正当性？理性使我们不得不回到问题的逻辑原点进行追问。 　　一、电视是什么：介入纠纷角色的复调变奏 　　我国电视传媒介入纠纷的角色经历了局外客观报道监督者到调查报道的监督者，再到纠纷的积极干预性解决者乃至以调解人的身份、以准司法的形态对纠纷做出具有法律效力的调解协议的转换。 　　电视作为纠纷的积极介入干预性解决者角色主要体现在“帮忙”???节目中，如安徽电视台的《帮女郎帮你忙》、四川电视台的《胖姐帮忙》、陕西电视台的《周姐帮忙》、浙江电视台的《范大姐帮忙》等。此类节目结构形态比较简单，一般采取当事人爆料——记者采访——主持人点评的模式，由于节目题材常常涉及产品服务质量、物业纠纷等日常纠纷，电视常以一种电视青天的情怀扮演传媒江湖罗宾汉和一方当事人准代理人的角色去找有关当事人和部门评事说理。电视作为调解人的角色体现在近年来兴起的电视调解类节目中。具体因节目的结构模式不同而有所差异，其一是采取主持人、调解员以及当事人的三方结构，如湖北电视台的《调解现场》等等；其二是采取主持人、调解员、当事人以及现场观察员的四方结构，如江西卫视的《金牌调解》。从调解员角度来划分，可以划分为由主持人、调解员、心理学专家、律师组成的团队调解，如北京电视台第三调解室，以及电视调解员单独调解。在电视调解中，电视实际上复合性地承担着调解场域的搭建者、调解人和报道者、舆论监督者的混合角色。 　　伴随着传播技术发展和社会变迁，电视的伦理角色一直在演绎着复调变奏，不断创造着新的角色，突破着既往的理论脚本定位。然而，当电视一旦以纠纷解决者的角色介入纠纷，它便跨入了一个比报道更为复杂的价值场域和程序场域——客观真实让位于价值位阶更高的终极目的——纠纷解决与程序正义。 　　二、电视应当是什么：作为纠纷解决者的伦理追问 　　关于电视伦理角色的认知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现实角色、规范角色和应然角色，即电视角色的理想定位。电视应当是什么的追问隐含着两个层面意义的批判：一是立足于现行伦理规范立场的现实批判，二是立足于理想主义立场的对现行规范的批判。 　　现行的新闻伦理和法律规范对电视是否可以担当纠纷调解人没有明确规定。从媒介角色定位来看，《广播电视管理条例》是目前最高层次的规范，该条例第8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广播电台、电视台是指采编、制作并通过有线或者无线的方式播放广播电视节目的机构。”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新闻采编人员从业管理的规定（试行）》亦将新闻采编人员定位为“从事新闻采访、编辑、制作、刊播等新闻报道业务的人员”。同时，电视是否可以承担纠纷解决者的角色也是颇有争议的话题。有人认为，帮忙类节目延伸了媒体功能，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耳目和喉舌”的范畴，而是成为群众直接表达诉求的载体和平台，最大限度满足了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1]也有人持角色越位说，认为媒体是负责报道的新闻单位，反映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记者本身也没有维权的职业要求。从舆论的 “监督者”变成了为百姓解决问题的“执法者”，造成监督越位；[2]还有观点对问题采取了模糊主义，放弃了本质主义的追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