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审判公开理性审视和策略实现.docVIP

深化审判公开理性审视和策略实现 　　一、深化审判公开的视角切入 　　审判公开在历次司法改革中作为审判方式改革的重点被一再强调。仅就制度层面而言，经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一系列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逐步完善，已形成了审判公开在原则、意义、内容、方式、载体等方面较为完整的基本框架。但制度的实施状况还不够理想，“纸面上法律”所遭遇的“实施困境”似乎在不停地演示和印证着“尺蠖效应”，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审判公开不需加强，依法就够了”。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审判公开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所面临的并非仅仅是“些微困难”，而是存在诸多制约因素。以往对审判公开制度所作的理论分析多以博弈视角切入进行观察，认为权利不过是利益的外衣，在权利和对应的义务之下，审判公开制度的演变不过是法院、当事人和社会之间的博弈过程，“在三方博弈中，每一参与方的不同利益要求产生了各自不同的最优战略”，都试图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以此视角进行观察，尽管有其合理性，却容易让人对法院乃至国家机构“为公本能”产生怀疑，而这种怀疑衍生的则是不信任和情绪对抗。因此往往难以看到法院的真实处境和其在审判公开实践过程中所遭遇的实际困难，这也导致相关理论难以寻觅到切实的问题解决路径。 　　应当看到，任何一种制度的形成均依赖多方主体的共同推动，而审判公开制度的成型和不断完善过程本身就意味着其在某种程度上符合各方利益。当事人需要获得公正裁判，社会需要保有和谐状态，国家需要立于公信之上的权威。审判公开的制度构成及其完善事实上是在满足这些需要的过程中寻求平衡，故应将其视为促进多方利益最大化的制度工具。因此，进一步深化审判公开，就必须立足于司法实践，重新审视该制度运作的现实社会环境，超越传统的认知局限，对象上更具针对性，内容上更具延展性和包容性，形式和载体上更侧重便利性和高效率，无疑将会使法院和公开对象之间的了解更为深入，认识更趋理性，关系更臻融洽，力求公开主体与公开对象之间的有效沟通和信息互动，形成促进法院公开的激励机制，营造社会公众主动参与的良好氛围，最终达到以公开促公正、以公正树公信的效果。这既是对司法大众化现实需求的回应，也是我们在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上前进的应有作为和担当。 　　二、审判公开的“度” 　　在审判公开制度的保障下，司法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体系的开放程度又取决于社会力量的对比和观念的演变。因此，审判公开的“度”成为深化审判公开工作的核心。如何在情势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中，把握好审判公开的“度”？有两个方面需要分析：谁来把握？如何把握？对于前一个问题，依循柏拉图式的“谁掌握信息，谁有义务公开”，自然指向了法院；后一问题，则需要从以下三方面进行解构。 　　第一，审判公开“度”的考量。需要说明的是，对审判公开持审慎态度的非独我国，众多西方法治国家亦是如此。但事实是，这种出于西方经验的审判公开模式设计是否能完全适用于我国仍有疑问。尽管考量的因素大致相同，但同样是对于审判公开予以适当的限制，其结果却并不一定相同。西方法治国家，法治普遍成为信仰，司法权威作为正义的象征深入人心，因而即使是对审判公开予以适当的限制，人们一般依然坚信法官准会以正义的标尺进行个案衡量，辛普森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种对法院的高度信任和对法治的充分依赖足以使民众认为对审判公开的限制是正义的，也是适当的。而在我国，即便是在足够理由下进行的“公开限制”，也会引起民众相当程度的怀疑，人们总会习惯性地联想到非公开状态下的“暗箱操作”和司法扭曲，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心理症结。目前，许多社会矛盾通过非制度渠道寻求解决，乃至通过极端方式进行情感宣泄。即使是已经进入法律程序的案件，许多当事人宁可选择通过人情关系和其他权力运作扭曲法律的适用，而不愿寄希望于法律的公平和正义。这种条件下，言及审判公开就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做法，应立足于当前国情、区情、院情的需要最大限度地将审判公开化、透明化，特别是将那些会引致合理性怀疑甚至是惯性怀疑的部分放置于公众眼前。当然这种公开也并非毫无限制，而要确定一个合适的“度”。除严格遵守法律规定的公开与非公开的界限外，还应区别民事、刑事和行政诉讼的特点。对民事案件，应充分尊重当事人的程序主体权和选择权，但为保障这种权利不逾越公共利益的边界，最终仍应由法院决定。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当事人调解结案的，应当倾向于不予公开，这能最大程度消弭双方负面情绪，营造解决纠纷的外部氛围，从而促进真正意义上的“案息事了”。对刑事案件，由于犯罪不仅意味着对被害人权利的侵害，也是对整个社会秩序的侵犯，在对其进行公开的过程中，除非为了被害人考量和保护未成年人利益，一般应当公开。对行政诉讼案件，则应考虑公开后的社会效果，尽量给行政机关自我纠错的机会，在公开度的衡量上尽量持审慎的态度。 　　第二，审判公开“度”的确定。我们试图在对象细分的基础上重新界定公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