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中叶公好龙之徒.docVIP

科学中叶公好龙之徒 　　哪些人是科学中的叶公好龙之徒？具有专家、学者的身份，其思想和行为却背离了科学的精神；用精心的算计代替普遍的理性；将一大堆的部门科学知识，仅作为他们手中的工具来使用，当作一个美丽的装饰；面对一个非理性的现实，不是选择作出理性的批判，将真正的问题告知人民，而是选择为权势圆场，给出所谓非如此不可的解释。他们的目的非常明显：保住既得利益。 　　 1842～1843年间，俄罗斯思想家赫尔岑在《祖国纪事》上发表了四篇哲学论文，旨在批评他认为的“科学中华而不实的作风”。那些华而不实的人，他们或许是真心喜欢科学的，但他们的表现正像中国寓言中那位好龙的叶公。此四篇论文后结集出版，命名为《科学中华而不实的作风》，商务印书馆早在1959年即出版了汉译本。有关该书的评论好像并不怎么多，其中有评论认为，赫尔岑也应归入科学中华而不实的人。就算这个评论有道理，我认为也不能因此减低他这本书的价值。问题在于，就本书所提出的问题而言，是真实的还是虚妄的，并非只是科学家才可以判断的，任何有兴趣读完该书的人都可以作出判断。即使到了168年后的今天，赫尔岑所批评的那些科学中的华而不实之徒，似乎也并没有绝迹。 　　 在展开问题之前，科学的概念是必须固定下来的，不能让它处于人云亦云、和个性（如民族、宗教、意识形态等）相连的游离状态。毫无疑问，科学一定表现为一种知识体系，存在于人们的思维中，是人们对于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并将它们化约为范畴、定理和定律。科学活动的目的在于发现真理，但历史地看，科学和真理并不能等同，有永恒意义的并非那些科学的知识体系而是其精神。赫尔岑认为，“科学乃是真理借以发展的活的组织”；“真理的方法只有一个，这就是真理的有机形成过程，形式和体系取决于它的概念的本质”；“完善的体系是要把科学的灵魂分离和发展到使灵魂变成肉体，使肉体变成灵魂的地步。两者的统一，在方法中实现”。科学中之所以存在如此之多的华而不实的作风，寄生了如此之多的叶公好龙之徒，根源就在于人们对于它的精神的有意或无意的忽视。 　　 在中世纪，科学无疑是神学的婢女。启蒙运动之后，科学又依附了民族主义，并且和哲学依然混沌不清。科学和哲学的分离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且与各民族的思想风格有关（如法兰西风格和日耳曼风格）。无论怎么说，到了赫尔岑的时代，知识的分科已经完成，而且愈渐专门。他开宗明义地写道：“我们生在两个世界的交替之际，因而对于有思想的人们来说生活就格外的艰辛和困难。”一些根本就不相信科学的人以为，“我们痛苦的心灵所需要的是慰藉，而科学对苦苦哀求面包的人报以石块，对破碎的心灵的哀号和呻吟，……则报以冷冰冰的理智……”问题在于那些相信科学的人，他们看似科学的友人，“他们懂得科学字面上的意思，但对科学的活的精神则不肯深入钻研”。正是他们对于科学的进步构成了深刻的危害。赫尔岑借用了亨利四世的一句俏皮话说：“但愿上天保佑我不受友人的伤害，至于敌人则让我自己去对付。”那么，赫尔岑批评的那些华而不实的人，正是那些声称笃信科学的人。 　　 这些人是以下几类人：科学中的浪漫主义者，行会的学者，和“科学中的佛教徒”（和当今所指的“科学主义者”有某些类似之处）。第一类人，他们柔弱而富于幻想，在科学中并没有找到这些幻想，因而不再理睬科学；第二类人，他们被科学中的细微末节弄得丧魂落魄，成为实证论的信徒；第三类人，他们认为科学非常容易，满足于已知，认为科学（这里更像是技术）可以解决人类的一切问题。 　　 赫尔岑这四篇论文，以驳斥科学中华而不实的作风为名，实则耐心、细致地回答了科学究竟应该是什么的伟大命题。就这一点而论，他的思想或这本小册子无疑具有永恒的价值。首先，他认为，“科学是真正存在的，它也有伟大的成果，不过，单独的成果是根本不存在的”；科学是“浅显易懂的形式原理”，“是谋求发展的普遍性”，而非“艰深，不可解”；假如有些“大人先生们”煞费苦心地、别有用心地来对待科学，向它要这要那又不肯为它牺牲什么，则科学对于他们就“仍然是毫无意义的形式，逻辑上的难题，不含有任何实体的东西”；“科学开始于某个平常的所在，而不开始于对自己的宗教信仰的阐述”；“科学中怎么会有权威存在的可能呢？科学是理性和自我认识的连续一贯发展，并非各种时代人物空想出来的互无联系的各种经验”；“真理并不以劳动者的个性而转移，科学具有自主性及起源，自由的它并不以权威为转移”；“科学本身是使人得到解放的，它没有必要再去屈服于权威”；“给科学加上帷幔，这是各种主义者习以为常的作法”，无神论者认定它是无神论的，有神论者认定它是泛神论的；唯物主义者嘲笑其中的唯心主义，唯心主义者分析其中隐蔽的唯物主义；因为大家都不满意它，故而都要求加上帷幔。“谁害怕光明，谁害怕质朴，谁就羞于窥见赤裸裸的真理，谁就不喜欢真理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