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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与启示基于黔东南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摘 要：黔东南州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聚宝盆”。“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先天土壤”，群众较高的文化自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人文养分”，政府统筹规划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动力牵引车”，传承人积极响应与配合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结出“枝头硕果”。黔东南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式给我们的启示是：以民族节日为载体的活动性保护；以传统工艺为产业开发的生产性保护；以乡土教材进校园的教育传承性保护和以政府为主导的机制性保护。 　　关键词：黔东南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作者简介：张卫民，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湖南 长沙 410081） 　　叫思成，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研究生（湖南 长沙 410081） 　　一、黔东南州——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聚宝盆” 　　黔东南州是贵州乃至我国民族文化的富集地区，拥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1项，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52项68个保护点。有省级名录175项206个保护点，州级名录186项220个保护点，县级名录659项。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总计666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8处，省级53处，有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1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2座，有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3座；有中挪合建的两个生态博物馆——锦屏隆里古城生态博物馆、堂安侗族生态博物馆，全州文物总数和“国保”数量跃升全省第一位，被誉为“苗族侗族文化遗产保存核心地”和“迷人的民族文化生态博物馆” [1 ]。该州能获得如此之多的称号，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其在文化遗产中的先天优势，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不仅仅是先天优势的必然结果，其中也必然有人们在保护和传承中做出的努力。了解其在保护工作中的现状对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这样的考虑，研究者采用田野研究法，深入黔东南州的凯里市、台江县和施洞镇，对相关工作负责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以及当地群众进行了深度访谈，并随机发放问卷200份，从四个方面总结了黔东南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成功经验，揭示了黔东南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我国民族地区的一些启示。 　　二、黔东南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成功经验 　　1. “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先天土壤”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成立于1956年7月23日，总面积3.03万平方公里，辖16个市县，总人口约450万，有苗、侗、汉等33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州总人口的81.87%，其中苗族人口占42.09%，侗族人口占31.86%，是全国苗族侗族人口最集中的地区，也是全国少数民族自治州中人口最多的自治州。黔东南州位置偏远，地势西高东低，境内沟壑纵横，山峦绵延，交通闭塞，得天独厚的地域环境犹如巨大的屏风将极具高原气息的民族文化保护起来，使黔东南州深厚的文化底蕴不断累积和沉淀，原生态文化表现出“体系完备、保存完好、形态完整” [2 ] （58）的特征。在当地广为流传一句话即“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这是对当地原生态文化的最朴实却最精辟的概括。以原生态民歌为例，黔东南州现有的苗歌中既有热情高亢的飞歌，也有委婉动听的游方歌，还有质朴无华、柔情美妙的情歌。其调式不一，各具韵味，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侗族的民族多数旋律悠扬，曲调多样，演唱方式灵活，既有合唱也有独唱，还有无伴奏的清唱。这些民歌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愈发香醇，愈发生机勃勃。 　　常言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同样“一方水土育一种文化”。黔东南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与该民族特定的生态环境有着必然的联系。黔东南州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形成了他们更易于保护自己，更易于保留自身民族文化传统的特性，其“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为其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有鉴于此，非物质文化遗产要得到可持续发展需要高度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 　　2. 群众较高的文化自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人文养分” 　　一个民族的觉醒，首先是文化上的觉醒。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认为：“文化自觉”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换言之，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文化自觉”一方面是要对自己民族文化有深刻认识，能够讲清楚本民族文化的历史；另一方面是自觉地增强民族文化修养和人格品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缘起于群众的“文化自觉”，依靠群众和社会团体最大限度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支持和参与实现其保护。如果说自然生态环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先天土壤”，那么，群众的文化自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人文养分”。 　　研究者在凯里市、台江县和施洞镇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问卷率为95.5%（191份），其中有效问卷为93%（186份），男性占50.3%（94人），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