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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高校教育在反邪教中重要性 　　摘要：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邪教组织也不断改变传统宣传手段，拉拢在校大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极大的不安定因素。我国高校承担着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历史使命，大学校园必须拒绝邪教。 　　关键词：高校教育；大学生；反邪教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8-0175-02 　　对于“邪教”这一概念，目前国内外学术界也未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西班牙邪教问题研究专家佩佩?罗德里格斯在其剖析邪教的权威著作《痴迷邪教——邪教的本质、防范及处理》中提出，“‘邪教’指的主要不是‘带有破坏性质的教派’，而是‘带有破坏性质的教派活动’，亦即那些被社会公认即定性为“教派”的和那些没有而且无法确认为‘教派’的集群的总体表现。”在此基础上，他以建议的方式从人权标准的角度提出了“邪教”定义：“‘邪教’是指所有那些采取可能破坏（搅乱）或严重损伤其信徒的固有性格这样一种胁迫手段来招募徒众和传布教义的团体或集群，那些为了自己的存在而完全（或严重）破坏其信徒同原有的社会生存环境、乃至同其自身的感情联系及有效沟通的团体或集群，以及那些他们自己的运作机制破坏、践踏在一个法治国家里被视为不可侵犯的法定权利的团体或群体。”[1]关于这一定义，目前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在很多文献资料中也被引用与认可。 　　一、文化意义上邪教与宗教的区别 　　人区别于动物，也在于人能够会思想，能够精神，能够思索人之于世的意义，信仰是人的本质需要，然而，由信仰所衍生的迷信、邪教和恐怖主义等异化形态始终困扰着人类。邪教试图通过精神控制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宗教则是通过心灵净化来达到人追求真善美的目的。 　　邪教文化作为宗教文化中的越轨现象，表面上看来，二者具有某种同质性，二者都是对“社会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2]；二者都在某种程度上调节着个人信仰与社会的公共价值之间的关系，并向个人提供属于个人生存(生、死、苦难、幸福等)之意义的选择。现代社会条件下，邪教文化与宗教文化又具有本质上的区别，宗教文化在科技文化的强大彰显力之下虚置于形而上的层面，从而与科技文化不发生直接的冲突与对抗，不直接干涉人们的经验世界；而邪教文化具有极端主义倾向，直接与人们的经验生活领域冲突或对抗。邪教文化作为一种越轨亚文化，其反科学、反社会的行为偏离科技文化所主导的主流文化所规定的行为规范，制约科技文化所蕴涵和倡导的理性、秩序及规律，贬低人的理智、贬抑科技的功能。这种带有越轨亚文化性质的邪教文化，为邪教违法犯罪行为提供了容易滋生的环境。 　　从宗教学的角度来看，传统宗教有自己的经典、哲学理论基础、教理教义思想及神学体系、有自己成套的世界观、社会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不断地适应时代，而邪教所谓的教义都是对传统宗教、气功等剽窃篡改后肆意歪曲，并糅合一些危言耸听的妄语拼凑而成的大杂烩。 　　从信仰观念上看，传统宗教中，人、神是有区别的。传统宗教的最高信仰与追求并不是人力的神化与夸大，而是人类对超越客观认识存在的规律的整体把握。中国的五大宗教中，佛教中的佛，道教中的道，基督、天主教中的上帝，伊斯兰教中的真主安拉，基本上都是这种同义的不同称号。而邪教教主则都自封为神、主、活基督，甚至称王称帝，他们集神权与教权于一身，扮演着世界的创造者、主宰者兼救世主的角色，要求信徒对教主百依百顺、绝对信仰。 　　从活动方式来看，宗教的传教活动是在固定场所公开宣讲的，比如僧侣在寺庙中公开的讲经，主教、神父在教堂公开布道，这是人们能够经常看到的。邪教大多采取秘密结社的方式，进行秘密活动，其行动往往非常诡秘，以此来掩盖不可告人的目的。 　　从道德法律行为上看，传统宗教力求与社会相适应，遵纪守法，并以积极的态度、超凡脱俗的精神为社会服务。如佛教“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基督教的“荣神益人”，道教的“慈爱相同、济世渡人”，伊斯兰教的“善行”。而邪教否定现实社会，公然违背社会伦理道德准则、法律规范，使用欺骗、恐吓等手段操纵信徒的精神和世俗生活，他们实行专制统治、私欲膨胀、诈骗钱财、盘剥信徒、破坏家庭、摧残生命，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二、当前邪教在我国活动的新特点 　　在世界邪教泛滥的国际背景下，一些邪教组织改变了活动的目标和重点，把渗透的重点对象由以前的乡村农民和城市居民，转向高等学校的在校大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 　　掌握着现代通讯工具而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正在形成中的大学生群体，是境外邪教组织最看好的发展对象。近年来，邪教组织在我国各地活动的程度不同，情况也有差异，但几乎所有高校都或多或少地发生过邪教组织进行思想渗透的案件。他们加快了向在校大学生群体和教学科研机构渗透的步伐，并